译者：为什么中国也许永远不会保护知识产权

原文：Why China Might Never Protect IP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译文：哈佛商业评论：为什么中国也许永远不会保护知识产权

作者：Julia Kirby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6日 1:44 PM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在过去几年，“神奇的天朝”已经不满足于知识产权侵权，而转向了直接盗取内容！也不满足于操纵货币，而转向了直接抢占工作岗位！上个月，中国找到了一个减少压力同时又不必采取什么实际行动的办法。中国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跟美元挂钩，而是通过小心的控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浮动——但是这跟固定汇率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这和中国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方法基本一样。各种各样的想要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执行力度的努力纷纷出台，但是我们不清楚这些努力到底有多大的诚意。比如商业软件联盟和IDC的研究显示，在2009年中国盗版软件的商业价值高达76亿美元，比前年增长了9亿美元（是最大的增长国）。

真相是中国没有真正下力气保护知识产权。西方的传统智慧却认为，一旦中国经济开始创造具有全球价值的知识产权——专利，药物配方，面向全球市场的电影——中国政府就会看到，作为一个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是利大于弊的。

但是这样的假设正确吗？

想想看：如果实体经济消亡，而你（或者中国）变得无所不能的话，你会为新的信息经济设计出怎样的知识产权权利内容呢？本能的反应是你会倾向于过去的体系。“既然信息如此宝贵，”你也许会想，“必须用更严格的规则来加以保护。”但是实体经济的模式和信息经济不匹配。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在早期就为人所知的是，信息产品的复制是零成本的。

你一定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但是还是让我们正视这一事实：如果一个农民生产了一捆干草，可以喂给这匹马或者另一匹马，但不能同时都喂。钢厂生产的钢锭可以用在小汽车上或者摩天大楼中，但是不能同时都用。所以，为了调节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必须使用价格机制和市场。但是当一个黑客在Linux上创造出新功能，其他人也可以使用，且没有人会因此失去什么。我们都可以保有自己的代码，同时复制出去，鱼和熊掌兼得。

考虑到这一事实，SAP是不是应该让德国政府禁止发布Linux代码？对一位正统的经济学家来说，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Linux这种东西不存在。如果那位黑客得不到报酬，就没有经济上的动力去创造它。但是它确实发生了，因为黑客们得到的报酬是其他的东西。（相关视频：Ted演讲：Yochai Benkler’s 对“合作创造”的回报的演讲,有中文字幕，选择Chinese(simplified) ）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公司案例。世界上的制药公司有一批长期研究积累下来的财富。在申请牌照的程序中，成功的研究被公开。走到死胡同的研究就跟《夺宝奇兵：法柜奇兵》中的法柜一样被放进了仓库。假如你无所不能，那么你的观点是把这些研究保存起来，还是把向世界上其他的研究者公布？哪一个对经济比较有利？当然会出现这样的案例：一名科学家的前期研究结果成为了另一名科学家研究的起点，知识的重新组合将会再次加速开发进程——没有边际成本。如果你不考虑经济因素， 比如说在加速药品研究带来的收益的话，那么这种进展会大大地惠及全世界的人。一个真正建立在信息经济上的社会，不公开药物研究信息也许会和盗窃一样被指控。

经常提及的打击自由获取信息的理由是，限制对刺激生产是必须的。但是音乐文件的自由分享几乎没有让人们停止创作音乐。事实上，音乐从来都不是一个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业。给iTunes、乐队付钱买音乐，下载你可以无成本获得的音乐也不是“理性的”。但是在经济之角，所有的参与者现在都在创造新的合适的模式。至少我们知道没有人打算起诉免费iPhone应用程序的开发者。

那么专利呢？劳伦斯·雷西格（Lawrence Lessig）已经清晰地说过，假设专利可以提供创造动力是理性的，但不是现实。一句话，真正的竞争不是别人模仿你而是超越你，信息保护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是担心如何扩大利润或者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我们在试图设计出对社会来说最佳的经济系统。在《地区优势》（Rgional Advantage）里，安纳利·萨克斯宁（Annalee Saxenian）分析了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硅谷和马萨诸塞州Route128之间关于高科技经济的领导力竞争。他的结论是，人们之间良好的沟通和联系形成的开放环境是硅谷胜出的原因。

这不是说要抛弃所有专利和认证，只是让获取信息可以在合理的条件下变成必须。比如《创作共享许可协议》就是这样一个提供给非虚构类作家的一套合适的协议的尝试。1

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没有领头人的信息经济中。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学会如何使用新的工具来替代过去的工具，或者给旧工具增加新的功能。但是我们还没有重新调整好我们的思考方向，围绕着新科技的特点来组织我们的经济。就像功能组织、杜邦方程、标准成本和20世纪的管理方法首先出现在最有创新能力的工业组织重，如杜邦和通用汽车，合适的规则首先出现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比如Linux和Facebook中。名声、接受度、隐私、方便获得是很重要的几个方面，就像过去很重要的直接成本，规模和生产力。

当经济学家嘲笑“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的时候，企业高管们也对“赠品经济”（Gift Ecomony）嗤之以鼻。但是这些态度都是建立在人们深信稀缺性是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基础上。这种信念有理由存在于这种经济之中，而这种经济并未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卫星、纤维和硅片来传输信息。几乎是基本定义就决定了经济学家在计算没有成本和价格的东西的时候会碰到麻烦。在实体经济世界，低价导致过度消费。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就是这种结果。但是对知识的过度消费意味着什么呢？

信息经济和它的实体基础这两个部分如何相互作用是另一个话题了。但是接下来的十年，就像本科勒、萨克斯宁和雷西格预言的，我们将见到从保护旧的知识产权制度到新制度之间的转变。

当然，中国也许仍然会改变它的想法——全球首部中国制造的大片上个月在全世界公映。不过，我敢打赌，在开幕式那天，电影院里的摄像机一定和在上个月召开的世博会上一样多。

1 译注：“译者”遵循的cc2.5协议就是《创作共享许可协议》中的一个版本。我们基于此协议，贡献自己的翻译创作，并鼓励在此之上的更新和再创作。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