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之道的核心，是把人当人
——王克勤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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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笑蜀
南方周末：你可能是中国调查记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而且是最有激情，干劲最足的一个调查记者。很多调查记者干几年就审丑疲劳了，干不下去了。你是一个特例，奥妙在哪？
王克勤：我想先跟你谈一个人，陈光诚。他是山东的一个盲人，但他心中充满光明。靠着心中的光明指引，他不畏艰险，救困扶危，他做的很多事超出了常人的能力范围，等于是在行天地之道。他是我的榜样，也是我前行的动力。
南方周末：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做到那种境界了。我看过你的一些言论，你做新闻不仅仅是为了职责，你是把新闻当做信仰。
王克勤：这有几个层面的信仰。有人问我，一个人掉进水里，你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我说我的选择很简单，先救人。他说，你不是记者吗？我说对不起，我首先是人，然后我在这个社会努力成为公民，然后我可以选择记者这个职业。无论记者还是别的任何职业，其职业规范都必须从属于人类的基本常识和人类的普世价值。
南方周末：中国新闻界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职业标准，你理解的职业标准是你自己制定的。你的职业标准就是根据你刚才所说的价值体系？或者打个比方吧，实际上几乎你的每篇报道，都是首先要救出那个落水的受害者。
王克勤：是的，我是按照这个逻辑做的。
南方周末：不是为了报道而报道。
王克勤：对。说到为了报道而报道，我可以举出很多案例，像2004年吉林一家媒体报道农民工从楼上摔下，摔死了，它的标题叫《昨夜上演高空飞物》。同年9月，江苏一家媒体报道农运车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头部轧过去，轧死了，它的标题叫做《骑车人中头彩：惨死》。可见他们对生命的态度何其冷酷。假定遇难者是他的父亲母亲，他会把标题做成《我爹昨夜上演高空飞物》、《我娘昨天骑车中头彩：惨死》吗？
但这样的案例不止出现在地方媒体上。2004年9月6号，某电视台在播报俄罗斯人质事件时，竟然要中国观众竞猜，结局将会枪杀多少孩子，猜中的人发短信可以得奖。请问，如果在屠刀下挣扎的是你的孩子，你还会让观众竞猜你的孩子会不会被杀死，猜中的人有奖？这不是一个畜牲化的问题，“虎毒不食子”，这是彻底的人性异化。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做新闻到底是为了什么？初级的目标就是传递信息，中级的目标是报告真相。但新闻还有一个终极的守望、终极的目标，那是什么？就是守护个人权利。
这方面最值得解剖的案例，大致发生在2007年，在四川东部出现疑似猪流感之后，香港一家电视台到事发地采访，这可称之为“尽职尽责”吧。但接下来他们做的事就让人瞠目结舌了，他们居然鼓励当地农民把掩埋在地下3米的，具有传染性的瘟猪挖出来拍摄。这片子在香港的收视率很高，会给这些记者带来很大收益。但它起码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它背离了新闻的终极价值，其行为本身已经造成了对他人生命可能的伤害。什么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就是人的社会，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所有的形态，均应该从属于人，这个人并不是政治化的人民大众、公众，就是每个个体生命，无论是在大厦里办公的白领丽人，在街上流浪的乞讨者，都是人。那么，我们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应该从属于让每个个体的生命更安全，更健康，更自由，更幸福，这是人类的一个终极价值，所有新闻的终极出发点。这家电视台的记者把掩埋在3米以下的瘟猪挖出来，已经构成了对他人生命的伤害和威胁，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生命的安全。
第二个问题，他们的行为充斥着歧视。我们许多记者包括香港记者，都有这个问题，不是故意歧视，而是潜意识里就有歧视的念头。记者对普通人的歧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歧视，歧视无处不在。我在一家很大的媒体上读到过如此文字，一个农民工被高压电打死，它怎么描述呢？像只烤鸭一样。农民工等于烤鸭，它就在这个描述中把歧视传播给了更多读者，很多的读者通过阅读，无意识中被歧视所同化。
其三，香港这位记者的行为违法。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人为造成传染源二次传染传播的将追究刑责。遗憾的是，我们整个的法制进程还在逐步完善之中，很多官员法制观念淡漠。如果我是当地官员，我将依法追究这两个记者的刑责，把他们送上法庭。紧接着出现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国记者在采访、报道时面临没有法律保障的尴尬；另一方面，中国记者又在整个社会空间里，跟很多人一样处在一个无法无天的境地，这就是法制的悖论，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
包括像2008年的汶川地震，虽然在传播新闻信息方面显然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重大进步，但依然存在着很多反人道、反人性的现象。某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采访，废墟里发现了一个老大娘和一个老大爷，施工人员快速救助，不巧把摄像机挡了，记者说你先让一让行不行？我先拍。这时有个预制板马上就会掉下来，危及废墟中的大爷大娘的生命。救援人员说我们救人要紧，但记者说，你别搬掉那个预制板，给我5分钟，我拍完就行。但也许只要1秒钟，那两个灾民就彻底没了。
南方周末：对生命价值的轻慢，这不只是新闻界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问题。
王克勤：是的，所以我一直讲我先是人，然后是一个公民，再是一个记者。新闻仅仅是我的一个职业选择，我完全可以选择别的，去做律师，做检察官，做法官。但无论我选择什么职业，都必须首先从属于人的基本常识。人家常说我做太多不属于记者范畴的事，说我越轨了。我说对不起，我在报道中严格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定律，按照记者的职业规范去做。但是做完之后，我作为公民，还可以给我面对的弱者争取更多的权利，这时我就必须要采取公民行动。这就是我这些年跟其他记者不太相同的一点。
我的这种行为是我的基本价值观注定的。作为一个人，我看到别人痛苦我也会跟着痛苦，要自己不痛苦就要去行动。什么叫人性？就是当别人痛苦的时候，你看到了，你的内心有痛感。如果你没有，说明你的人性已经没有了。而如果别人受难时你反而有快感，说明你的人性已经异化了。红卫兵当年在打走资派的时候是有成就感的；基地的黑寡父在袭击无辜者的时候是有成就感的。这些人的血管里流的不再是流血，甚至不再是动物的血，它们已经沦为机器。
南方周末：这就超出报道的技术范畴了，而属于道的层面。
王克勤：这可以称作新闻之道，比新闻之术更重要。为什么？从技术层面，任何人经过训练都可以做到，并且都可以做得很专业。但是新闻之道要能做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新闻之道，最核心的是三句话：
第一：把人当人。我接触来自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经常会说这样的话：只愿政府把我们当人看。听了我真难受。如果整个社会体系不把人当人看，崇尚的只是权力，就很难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人本社会。
第二：将心比心。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见到老大爷向我们求助时，我们不妨换位思考，假定我是老大爷求助你这个记者，那么我希望记者对我是怎样的态度，能不能平等对待。当然出于职业规范你要保持跟他的距离，包括对他陈述的情况要质疑和警惕，但同时能不能在态度上对他保持应有的尊重？这两个立场并不矛盾。
第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大家都懂，就不展开了。
南方周末：这既是做人，职业素养也在其中。
王克勤：对。概括起来无非六个字：说人话，做人事。
南方周末：回过头来再讨论刚开始的问题，揭黑报道差不多20年，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并且我们也看到，你的很多努力并没有引起重大变化，可以说往往让人失望，但你仍然在坚持。
王克勤：我觉得要有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只要我们努力了，还是会有所改变和影响。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不努力永远不会改变，努力了不一定会改变，但不努力就永远不会改变”。
南方周末：努力了就有改变的可能，这理论上好懂，但事实呢？
王克勤：就拿我这20年的职业生涯来讲，我当年二十郎当就做了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的报道，马上引爆全省范围的回收市场整治。十年后的兰州股市黑幕报道，也引爆了全国性的股市整治，兰州有150多人被捕。然后是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报道，不仅引爆了整个出租车市场的整治，而且启蒙了出租车行业从业者，强化了他们的维权意识，促成了一系列维权活动。
我后期的很多调查，包括性艾滋病调查，山西疫苗黑幕调查，就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来讲，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固然到现在为止，对明显的违法问题，并没有司法追究，甚至也没有相关的行政问责，很多人说这是新闻的悲哀。但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在当下中国，如果我们不能追求一米一米的跳跃式的进步，我们就努力实现一厘米一厘米的进步，能进步一点是一点。以疫苗报道为例，它已经对全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者起到了警示作用。我掌握的大量信息显示，他们对疫苗管理的态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最重要的还是对全民的启蒙作用，它已经提醒了全中国所有的家长，要对公权力保持警惕，要冷静地看待现阶段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盲从和盲信。
南方周末：这就是说，报道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直接的，马上就有结果。另一个是间接的，直接的目的不能达到，没关系，毕竟它可以改变人心，这个作用是一个更大的作用，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为什么很多年轻的调查记者容易沮丧，容易有挫折感，可能他们缺乏像你说的这种长远的、中长期的眼光，只想直接、马上改变。
王克勤：但这往往不现实。
南方周末：这是记者对自己能力的过度想象，对媒体力量过度的想象。更多地不能怪现实太无奈，只能怪自己没读懂中国和中国的媒体。
王克勤：对，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力确实还有待提高。大概在十年前，我对整个舆论监督能起的作用就有一些思考，当时的思考和现在的思考变化不大。我认为舆论监督有以下三个层面的作用：
第一从微观上讲，舆论监督往往都是捍卫具体的公民权利，对特定的受害者诸如被强制拆迁的业主，被辞退的老师，直接起到一个司法救助或行政救助的作用。
第二从中观上讲，我们的努力可能影响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仅使报道中的当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建构起到点滴的改变作用。
第三从宏观上讲。我们每天的报道大多是真相的呈现，只要不断把真相告之于众，就有累加效应，就能起到让公众更清晰地认识中国社会，完成对公众的启蒙。这个作用是一个渐渐的，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这个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南方周末：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看起来是体制问题，但说白了还是人心的问题。最需要改变的是人心，所以无论是我们的报道还是评论，都要着眼这个更长远的目标。而这就第一需要耐心，坚韧。第二，这种耐心和坚韧需要有一种力量，一种力量的源泉。这种源泉只能来自于信仰。这是从事任何职业所需要的第一元素。我2007年写过一个评论，叫做《重申权利，更须重建信仰》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这样的基本信仰托底，权利对于你来说也用不好，也守不住。
王克勤：我觉得很多同仁过得很痛苦，就是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其实我个人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必须经过，才能进入这样的境界。进入这个境界之后，个人性格上并没有出现异常，平和做人，但经常会做出一些比较锐利的、有力度的调查作品。
以激情之心关注，用冷静之笔记录，这是我长期总结出来的一个比较精华的东西。做一个真正的记者应该要有激情。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说，第一我们是人。
南方周末：是人就会有痛感，会愤怒，会焦灼。
王克勤：对。好多人问你为什么一直苦苦坚持，我说实在话，主要是因为我的内心可能太柔软，我看到别人求助的眼神会很痛苦，会感到折磨。要让自己的痛苦少一点，让自己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那么我就得行动，在职业范围内给他们一些帮助，换得内心的宁静和宽慰。这是激情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我是记者。从职业层面讲，你就应该容易被那些事情打动，它们对你会产生强烈的刺激感，让你坐不住，停不下来。所以作为记者更需要有激情。如果你对所有的受难和痛苦都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
南方周末：这里有一个问题。调查记者这个行业可能是个双刃剑，自己报道的那些内容，那些形形色色的悲剧和苦难本身，可能对记者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心态，也会构成细微然而是持续的伤害。
王克勤：我曾经也这样，但时间久了我就要慢慢跳出来。
南方周末：自我疗伤？
王克勤：对，自我疗伤法，自我调整。我面对的煎熬很多了，但最大的煎熬，还是面对的众多苦主求助的眼光，然而种种原因你不能报道，爱莫能助。
南方周末：能报道是偶然的，不能报道是必然的。
王克勤：是。这真给人很大的压力，有时都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收到很多来信骂我冷酷无情，我们这么悲惨的事情怎么就毫不关心？还有人骂我嫌贫爱富，你丫只找重大题材，咱家低保的题材你为什么不做？
南方周末：但是也没有办法，正如前面讲到的，对记者的能量、媒体的能量不能高估。我们不是救世主，不可能包打天下。只要自己确实尽了最大努力，就可以问心无愧了，也不能对自己求全责备。
王克勤：是的。我们经常面对是跟被监督方之间的一场竞赛，看谁反应更快，看谁功夫下得更扎实。只要你反应足够快，功夫足够扎实，被监督方再怎么严防死守，也不是完全找不到突破机会。只要一直坚持那样去做，那样尽职尽责，就能够有所成就，用那些成就来抚慰自己。
——始发《南方周末》，方便时有大量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