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极与失极———从菲律宾人质劫杀事件想到的
发生在菲律宾的人质劫杀事件以及其政府的后续反应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全面失败所展现出来的可能性。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其政府效能低下和腐败与政争有关。但如果把问题提升到一个形而上的高度，则政治的失败归根到底源于国家没有能够树立起一种绝对价值、并足以将这种绝对价值贯彻于其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一句儒家的话来说，就是国家没有“立极”。
如果将英美德法等成功的国家和世界上所谓“失败的国家”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前者的优胜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制度上的优胜，更主要的是国家精神的优胜，而国家精神的背后，通常有一种绝对价值在起支撑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绝对价值就是基督教价值与人道主义。
绝对价值是父权秩序的基石。自人类步入父权社会以来，人类的成功与失败往往就是父权秩序所标举的绝对价值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从今天所谓“失败的国家”身上，看到的是一种父权秩序的瓦解。人们缺乏终极的信仰与追求，全然生活在此世的物质财富的追逐中。人的全部的合法性仅仅建立在肉身性欲望的满足之上。进而国家的合法性也仅仅建立在许诺满足人的肉身性需要之上。国家体制性地怂恿人们去追逐物欲，而物欲之于人，又全然具有排他性。人们物欲的满足，往往是建立在让别人不满足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当国家体制性地怂恿人们去追逐物欲，这就意味着国家体制性地怂恿着人群、社会阶层的分裂。物质利益的绝对化，必然导致利益诉求对立的社会阶层的矛盾的绝对化。
社会学常识告诉我们，共识产生社会的整合。反之，一个溃败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能产生共识的社会。一个社会固然不可能就所有问题达成共识，但一个成功的社会必然能够就最基本的问题达成共识。西方社会的成功，就在于他们（至少在他们社会的内部）在最基本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建立了制度上的保证：人的道德需要高于追求财富的需要、人道的价值高于权力与财富的价值。
为什么最高共识足以整合一个社会、并将一个社会引向成功？
最高共识体现着一个生命个体上，犹如大脑中理性的能力和意志力。大脑中这两种能力发达的人往往可以将身上情感、身体的能力与需要号令在一起，让它们去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生命目的。所谓父权秩序的建立，也无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已。一个整体成功的生命，也就是在自身建立起了这样的父权秩序的生命。反之，一个失败的个体生命，则其理性、意志力、情感、身体通常不能整合、联属在一起去奔赴一个共同的目的。四者往往各自为政，情感或身体往往将它们的需要绝对化、并制造着人格的分裂、从而让整个生命难以集中力量去奔赴一个有意义的目的、从而导致整个人格的失序。在个体生命中发生的事往往也发生在整个社会的层面。当国家放弃了它作为理性与意志的代言人的作用，而把自己的合法性建议在满足人的情感与身体的分裂性需要的时候，国家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
失败的生命个体肇始于精神失统、低级需要放任自恣，终结于整个生命机体的病变、甚至死亡。中医把这种状况叫做“不仁”。“不仁”就是心君失位、气血不通，血脉筋骨五脏不相拱卫，百病因此而生。生命由此而危。失败的国家肇始于绝对价值不张、物欲的需要乘侮凌驾于道德与理性之上、并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积习，终结于整个社会的腐败、分裂、和溃败。
自西方主导的工商文明横扫整个世界以来，东方国家原有的父权秩序被彻底打破了。东方国家失去了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建极”的能力。一些东方国家的近代史就是借用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为自己“建极”、并借此抵抗西方世界的历史。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东方世界的“水土不服”，它蜕变到了它最为糟糕的表现形式，从而失去了其道德的制高点。今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东方“建极”的挫败，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东方国家既失去了其固有的“建极”的能力，又因为借西方的“极”建自己的“极”的失败，并因为“极”的缺位，渐渐地沦为了政治腐败、阶层分裂、和社会溃败的俘获物。那么，东方国家是应该找回自己“建极”的能力，还是以西方世界的“极”为自己的“极”？这将继续是一个争执不下的问题。但因不能“建极”而滑向失败，正是许多东方国家身上正在愈演愈烈的悲剧性事实！
菲律宾是失败的国家的一个样板。但我们的国家就本质而言较之菲律宾又好得了多少？我们国家所患上的其实是同一种疾病———绝对精神价值的缺位。菲律宾的失败对我们的国家而言，无疑敲响了一个警钟。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