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骁骥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刘罡先生最近发表文章说，中国人的苦难缘于缺乏常识。他写道：“就以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而言，如果当事人能够具备点人生的常识，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避免。”

据此，刘先生进一步指出，只要具备了“常识”这个东西，那么中国人就将结束苦难不休的生活，人民的幸福指数就会如GDP一般直线上升。但是，他却举了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几年前，一位同事向他抱怨说，楼上一户人家经常将未滤过水的污物倒入垃圾道，导致楼门口污水横流，那家人不肯付出一点举手之劳，致使整个单元的人天天生活在污浊之中。刘先生认为，这家人就是缺乏人生常识的典型，人生存的基本常识是趋利避害，干损人害己的事显然划不来，如果这家人具有这样的常识，困扰其邻居们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大致同意刘先生的观点，但他对“常识”二字的解读，我却持有保留意见。并且，假如我们的苦难咸出于我们对于常识的缺乏，那么我更希望知道为何中国人会缺乏常识？需知，所谓常识，不就是人类知识结构中最为基本、甚至无需学习就能获得的简单知识吗？

我想，刘先生所说的常识更像是学前教育里的《常识》课本。在这些花花绿绿的小册子里，你能找到诸如：要乐于助人，不要损人利己，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等等之类的“常识”。这样的解读好像也让人云里雾里，翻翻字典吧，韦伯斯特字典对常识（common sense）的解释是，“通过简单的知觉和事实做出的正确而明知的判断”。这个解释倒是颇符合亚里士多德认为常识来自人类先天固有知识的看法。但问题是，既然常识是所有人类先天具有的，那么中国人“缺乏常识”之论，理由又何在呢？解答这个问题，需要看看“常识”的另一面向。

众所周知，“common”这个英语单词除了作“一般”、“普通”之解外，也有“共同”的意思。换言之，“常识”亦可解读为“人们共通的知识”。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在著作《论人类知性》中就把“常识”定义为“不同的外界印象所产生的共同感觉”，并且，它的前提是建立在当时人们的一般共识之上。信奉经验主义的洛克认为，这个“常识”是建立一个尊重每个人权利的政府的前提，政府只能是“常识”的执行者，舍此，并无任何常识可言。

以之推论，中国人对“常识”的缺乏，问题就出在这个“共识”有了偏差。举个不恰当的例子，通常，我们理想中的“常识”图景是：一个饥寒交迫的老人倒在路边，作为生于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我们理应看到人们纷纷上前伸出援手，至少扶起这位老人，给他喝一杯热咖啡，并且送他回家。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们在去帮助这位老人前会心下权衡，“他会不会是一个骗子？我这样做会不会被人视为伪善？”，于是跋前疐后、犹豫不决，通常最后的情况是，我不会上前帮助那位老人，并且以“政府自然会管”为自己的开脱。这种思维模式毫无疑问是违反常理的，但人们做此种决定又何尝不是因为当下社会某种秘而不宣的“共识”？

一方面我们对于彼此已不再信任，另一方面又安慰自己说“政府会打点一切”，于是，面对倒在路边的老人时我们不需要再承担责任，而是像小孩一样盼望有长辈做出解决。中国古代有“父母官”的说法，政府管理之杰出者，亦有“爱民如子”之说。古代的政府管理模式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所谓“父子为纲”，政府永远把草民当小孩，事无巨细，做出详尽规定、严格限制——你看，连父母都没考虑到的，政府都替你想到了，试问草民们得此“管教”，其欣喜为何如？人们说的全能型政府，就是这样一个“爱民如子”的“父母”型政府。

然而，在这样的政府形态下，人民的“共识”是很难形成的，因为各级政府已经替老百姓考虑到了一切，打点好了一切。民众受到无微不至的关心，状如沐浴春风中的孩童，依赖感有余，自主的意识却不足。台湾史学家孙隆基由是说，中国是一个未断奶的民族。

期望“未断奶”的人具有多少独立意识，并且由此凝结成一种健康的社会“共识”，恐怕是不太实际的想法，否则，托马斯·潘恩也不会在1776年匿名发表名为《常识》的著名小册子。当时的北美，就被英国认为是自己的“儿女之国”，英国政府为北美的人民打点一切，北美人民因为思想上那点残存的“恋母”情结，还没有坚定地决定脱英独立。于是，在发表对北美形势的意见时，他写道，“英王和他的一伙帮闲阴险地采用‘父母之邦’或‘母国’这种词，含有卑鄙的天主教意图，想利用我们轻信的弱点让我们相信他那不公正的偏见。”

潘恩的文字，意在让北美的人们与英国“断奶”而相信自己的理性与意志。他认为，即使说北美有所谓的父母之国的话，那也应该是信奉人类理性的欧洲而不是高呼“天佑女王”英国。结果，此言一出，北美人民积极响应，《常识》一书也火到不行，几乎到了人手一册的地步。潘恩早在数百年前就知道，有“父母之邦”必有“父母之官”，要想民众从“爹疼娘爱”的蒙昧下解脱出来，就得和“父母”说再见，宣扬人们独立思考、自己做主的意识，或曰，常识。

最近，英国首相卡梅伦呼吁“小政府，大社会”，将政府的权利部分下放给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人民的问题留待民间自己去解决。此举固有为政府节省财政开支之权益之意，但以长远计，又何尝不是信任民智，启发常识的改革之举？这体现出一种对于人类智慧的信任，相信人从全能的政府庇护下脱离出来，也能够独立地生活，而且会活得更好。说到底，常识不是钙，吃两片药就能补。它是经由人们的生活共识逐渐形成的，不是任何人赋予或者教导出来的。

是为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