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北京上海之行堪称学习之旅，拜访了两地众多的专家学者。有些是早就认识的老朋友了，有些则是第一次见面的“老朋友”，与他们聊天，获益匪浅。
网上一直把专家称为“砖家”，把学者当成草包，但我并不以为然。网络让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评论家”，“意见领袖”们像肯德基卖炸鸡腿的售货员一样忙不迭地提供很合大众胃口的“意见快餐”，从评论、专栏到博客，又发展到140字的微博和三言两语的采访，人们哪里还有时间去追寻这些“意见”是如何得来的？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大家也总想听听专家学者的深度意见，可他们只想听“意见”——且这意见还要越短越好，你什么时候看到过三言两语能够表达的深度？可人家不管这些，这个社会变化实在太快，一个“意见”刚刚像汉堡包一样下肚，下一个需要你提供“意见”的事件又爆发了……
在这种高节奏的社会里，专家学者的处境可想而知。要就是埋头做学问，默默无闻，要就是跳出来指点江山，把学问包装成平易近人的玩意。一个严肃的学问家要做到后者，并不是很容易的。加上快餐的社会，“政治正确”变得越来越强大，稍微弄不好，或者你说慢了一点，或者被人家断章取义了，你就可能“身败名裂”。
这种情况造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很多问题保持了沉默。这沉默是令人难堪的，有时甚至是可耻的，但大多情况下，我则认为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学者与意见领袖的区别，意见领袖指点江山，快意恩仇，黑白分明，而学者们则应该更全面更公正地深入问题的本质，提出各种可能性。我们不能用一方的优势去强行要求另外一方。
但这并不妨碍两者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对学界的朋友一直很尊重，总是找各种机会同他们交流，而这种交流，说得自私一点，就是向他们学习。只要我们有时间，调整心态，有机会同他们坐下来聊聊，是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的。
有些人可能会说，你说的学者都是和你“志同道合”的吧？不完全如此，我尊重所有独立研究与自由思考的学者，哪怕他们的学术成果与我的认知背道而驰，哪怕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杨恒均是个坏人”，我都愿意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这次从北京到上海，我接触了不下30位专家学者，且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与立场如何，都是很有见地的，值得我尊敬，也值得我学习。这也符合我一贯的立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接触各色各样的人，带一个谦虚学习的心，总是会有收获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比不上他老人家，我说“一人行也有我师”……
说到大家坐下来聊聊，当然不仅仅是指普通人与专家学者，我认为，更多的应该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交流。这次北京之行，我还参加了几个会议，其中两场会议（一场闭门一场开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体制内外的人坐在一起，观点不同的人一起参加讨论。例如一场讨论新闻伦理、自律与他律的开门会议，除了有体制外的发言者，也有大媒体的记者编辑，还有新华社、社科院、网络管理局（北新办）的同志（当然，他们是以个人身份与会、发言的）。
这些不同身份背景的先生与同志们坐在一起，讨论新闻伦理，他律与自律，我就是不说，你也能够猜到，火药味一定很浓。可是，这却是我看到的很有意义的学术会议：大家各抒己见，互相了解对方的立场，不时争论几句。一位与会者私下告诉我：我的老天，这是我当了十年“网民”以来，第一次看到“管理”我的网络管理局的官员……
中国有很多问题，但绝大多数都可以大家坐下来一起聊聊。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他们可以和你死我活的蒋介石国民党坐在一起谈祖国之复兴，可以和“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国人坐下来谈中国之崛起，却不愿意和那么多关心民族与国家命运的中国大陆民众坐下来交流交流。有些人更是宁肯相信间谍特务们的“情报”，也绝不愿意直接去问问老百姓们到底想些啥。
我接触的人比较多，也比较杂，我总结一下：几乎没有多少人愿意看到中国出乱子，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稳定与发展能够持续，可是，我接触的高达80%以上的精英（包括网络精英、专家学者与体制内的精英）却认为十年左右中国一定会变，不管是主动的变，还是被动的变。且不说什么叫历史的必然，就单单凭这种人气很旺的“气场”，你能顶得住吗？
对于网友尤其是我的读者朋友，我的建议是，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都要学会与不同领域、不同观点与不同立场的人相处，耐心交流，寻求共识。而对于我们的政府，我则希望他们能够转换思维方式与管理模式，同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
杨恒均 2010-9-1 上海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