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
“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直接监督政府的权利。”
总理温家宝在8月27日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发出恳切呼吁。
温家宝指出，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
这是温家宝继一周前深圳讲话的掷地有声之后，又一次明确对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提出警示，期间的意味深长值得深思。作为一国之总理，在如今这个人人皆可成为自媒体的时代，他却比人民群众更加迫切渴望倾听真相，期待获得准确无误的决策依据。
然而，总理话音刚落，刚刚发生重大空难的伊春就出现了警察干预采访，甚至扣押记者的事件，而东莞也发生了记者采访被治安队长打伤的暴力伤害。联系到《财经》编辑方玄昌被袭击一案至今未真相大白，这些以暴力和强权对待记者职业行为的事件，一直以来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多灾多难的中国社会和民众，在试图通过媒体获得真相的信息通道上，人心被阻隔，眼睛被遮蔽，看得见的，却是暴力之手伸向披露真相者、说真话者，这不能不让人对各种地方势力的黑社会化感到深恶痛绝。
当这些暴力和强权干预新闻自由的事件密集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能再以“偶发”及“个案”的借口视而不见，而是应当追问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社会遽变，使得这些利益集团如此明目张胆地流氓化，丝毫不把总理的指示放在眼里，而是以与公众利益为敌的挑衅姿态“播种”邪恶，不忌惮法律和社会正义的追究。显然，需要追问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机制究竟哪些地方失灵了，以至于邪恶和暴戾得以呲牙咧嘴地四处肆虐而逍遥法外。
那些肆意扼杀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监督权的地方势力、地方官员，无不是以捂盖子手法在保利益、护官帽，其动机和驱动力不言自明。但这些人如今却不无娴熟地操弄起体制内的政治话语。譬如，发生环保事故却不及时披露信息的紫金矿业集团，其证券部总经理赵某对媒体称，未及时公布事故信息，是考虑到“维稳为重”，担心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对于敏感事件，“我们又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赵透露说，不及时披露，显然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如果及时披露，又涉及地方的稳定大局。最终，董事们权衡利弊，认为宁可承担违规的风险，还是要以维稳大局为重。
好一句“维稳大局为重”！活生生绑架了中国国情和困顿于体制改革的执政当局。但你也不能说企业主们在撒谎，对他们来说，“维稳”的恐惧的确存在，而且来自于地方官员的震慑和官僚逻辑。当官方以举国之力投入“维稳政治”，而地方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把维稳当作首要任务，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凡是进入敏感时期、遇到敏感事件，都要进行大规模总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内“平安无事”。在这样一个社会治理的怪圈之下，所谓保一方“无事”，实则把“欺上瞒下”这套官僚作风体制化、制度化，也就难怪企业拿出“维稳”挡箭牌了，这只不过是上行下效。
一旦“欺上瞒下”的信息不对称策略利用维稳为借口制度化，那么，不仅仅是记者无力靠近利益集团背后的黑幕，就是一国之总理也难以在层层隔绝的官僚系统内获得足够的真相。这就不难理解，从总理温家宝到地方一把手不时表态支持媒体，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此前就指出，一把手要带头给舆论监督撑腰。作为政治家，他们对真相的渴求一点也不逊于新闻工作者或普通公众。
美国国父之一的杰斐逊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如果让我来决定，到底应该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应该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而被誉为19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思想之集大成者的梁启超则在百余年前讥讽当时的政要们说：“若夫禁书也，禁报也，则吾以为操术之拙，未有过此者也。”
时过境迁，操弄此等拙劣伎俩的地方官或各种社会势力仍然得以生存，原因无他，只能责问于中国社会在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体制性困局一直未能完美转型，反而日渐掣肘于这一庞大巨物的体制性拘谨。恰如总理温家宝在深圳发出的盛世危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改革的共识早已照亮未来，为何人心依然在黑暗中徘徊？
我们不该让“维稳悖论”绊住改革的脚步，唯有终结导向“维稳怪圈”的政绩体系和被扭曲了的政治伦理，才能重启改革，才能使媒介与权势的博弈真正成为可能。
《时代周报》2010第94期 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