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消息灵通的朋友，有一次拿到一份重要人物讲话稿，说有重要信息透露。等到大家把这份讲话稿转过来看一下时，大家又感觉其实没有什么，基本上还是那些官话与套话，只是添加了一点类似“社会主义还不够成熟”之类的官话。其实这个话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由邓小平提出过，那时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的提法本身就有“还不够成熟”的意思。从这样的官样讲话里，就我这个水平来说根本就读不出有什么重要信息来。
但是，消息灵通的朋友说：“这你就不懂了，因为你站在民间立场看官方语言，自然是不同的。你要想官方重要人士能够讲出你们经常讲的那些话，那是不现实的。因为民间语言与官方语言是大不相同的。”这在中国几乎就成了一种生存智慧，就是那种特别擅长的察颜观色与解读微言大义的功夫。我有一些朋友还特别喜欢每天观看千篇一律的央视“新闻联播”，并且能够从这些官话连篇的报道中解读出一些极有价值的政治信息，比如谁出场在先，谁的名字被放在了更前面，或者更后面，谁讲话只出声音而没有出人像。等等，据说都蕴藏了极其丰富而重要的信息。所有的宫廷秘密其实都公开写在这里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每天的“新闻联播”岂不成了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的罪魁祸首？如果真是这样，这样的泄密节目为什么不停止呢？
但是，这个说法提醒了我关注“民间语言与官方语言”的差异。确实，自己长期处于民间江湖中，村夫野老一个，习惯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常常是口无遮拦，只要感觉那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就有说出来的冲动，并且果然就说出来了。因为，人是鲜活的，思想与语言也自然是鲜活的。但是我也确实关注到了，官方语言确实是有一个老套套，这就是说官话，打官腔，唱高调，搞形式，这套官话，也就是广州市原政协主席在退下来的时候的一顿炮轰的：“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这也就是朱先生临到要退出官场了，才爆出这样有点刺激性的话来。反正要告别官场了，临退下来时在官场扔他一个响雷，虽然也炸不起什么风浪，但是，毕竟还是有点动静的。
但是，官方语言常常就是朱振中先生描述的这种语言。因此，中国官场开会，常常是最好的瞌睡场所，因为这些开会的人员，虽然是坐在下面，但是，长短也是根恶棍，大小也是个贪官。这些人，常常“晚上精神不文明，白天文明不精神”，再加上会议台上的人长篇累赎地念千篇一律的大话、官话与套话的稿子，一连开了好多天的会，却没有听到一句新鲜话，没有一点新东西，自然，瞌睡压倒了一大片，这也算是中国特色的情景。不过，在这里官话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习惯了听大话、套话、重复的话的人，如果有一天乍听到一句不太一样的话，就会感觉有了重大的新信息。就像我的那些消息灵通的朋友错把“社会主义还不太成熟”这句话当成有重大信息的话一样。自古中国人，就习惯了从圣人之言那里寻找微言大义，也习惯了提前刺探圣意圣旨。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人还为了提早刺探到圣上的圣意，甚至斗胆在宫里安装窃听器，这个事件后来触发了龙颜大怒，差点脑袋不保。其实中国的圣上，从来都是喜欢用一种微言大义或者含沙射影的方式，甚至用打哑谜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宫廷里那些善于解读此类信息的老油条们，常常是最善于察颜观色的。常常能够从圣上不经意的发出一个字，一个不易察觉的表情与动作里读出重大的政治信息。因此，在中国自古善于琢磨人确实是最重要的一种素质。因为，在人治社会里，个人的利益得失，甚至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生死攸关，都是捏在权贵手中。因此读懂了权贵的表情，就等于提前获得了政治前途与资源所在。就可以捷足先登，然后捷报频传，官运亨通。中国官场的几乎所有的成功秘密都写在了圣上的脸上，只是你善不善于去解读罢了。当一个社会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伯乐手中而变成利出一孔的时候，你要想当千里马，而又不想琢磨伯乐情趣嗜好，那也是不可能的。
官方语言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在习惯了祸从口出的国度,在这种语言里说话最保险，最不费力，最能够保证政治正确。因此，一个人一经进入官场，立即自然而然地就学会了这种语言，并且运用这种语言说话常常成为一种习惯。比如开口闭口，便形势一片大好、英明伟大、大力发展、全面落实、全面解决、情绪稳定、积极稳妥等等，用这些词说话常常是不会错的。越是空洞的话，越是保险。
但是，民间要是用这样的语言说话，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是疯子，或者病得不轻。其实出现这种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官方语言要维持一种既得利益的秩序。在这套语言中增添任何新东西，都是对原来权力秩序的严重挑战，对利益格局的巨大冲击。因此，只能够用那种僵化的、死板的，不含任何新思想、新信息的语言说话。这样大家彼此省力，彼此安心。有好处大家互相罩着，官场上，咱们既是敌人，又是哥们。你的炮绊着我的马脚，我的马咬着你的车头，大家纠缠绞合在一起，谁也不敢放松。因此久而久之，彼此约定俗成了一套官话。说起来最省力，最安全，也最能够体现共赢。会也开了，样子也做了，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讨论，什么问题也不解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人们只是纷纷加入这个利益共同体，谁也不敢轻言打破这个利益共同体。但是，这个垄断的利益共同体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垄断，因此，民间越来越讨厌这套官话，慢慢地民间另有一套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鲜活有力，充满变数。那些受官话影响太深的老师的课是学生最不喜欢听的课。这样的老师，常常习惯于照本宣科，动辄忠诚老实，对付有点想法的学生，特别有一套。但是，因为这种课最没有趣味，也没有思想内涵，同时也最远离了人性，因此，让学生感觉最讨厌。因为，学生远离官话所在的利益共同体，相比还比较单纯，自然喜欢更人性化的语言。直到他们毕业之后，有人幸运地成为“接班人”，也开始尝到了特殊集团的好处为止，他们开始抛弃民间鲜活的话语，开始了打官腔，说官话的生涯，因此，这也就标志着一个新兴的小官僚诞生了。如此循环不止，代代相传。
应该提示一点的是，以上所描述的情况主要是人治国家的情况。对民主法治国家来说，这种情况大不相同。相对而言，民主法治国家的官方语言不是没有，但是，相对人治与专制国家来说，要弱得很多。他们也不是没有意识形态语言，但是，可以说基本上是与民间语言逐渐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们听美国领导人发表演说，很少听到相同的话语，每个领导，每一次发表的演讲，重复的极少，因为，他们的产生本身就是要靠选民的选票，要获得选民的选票，你如果不懂选民的语言，不了解他们的想法与需求，你的演讲就不会打动你的选民，因此也就得不到选票，自然这样一来，也就难以脱颖而出。这一点关口决定了，他们的领导不会，也不敢使用太僵化的语言说话，也不可能会有太浓重的官气。其实，民主法治国家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以人为本，国为民而建，而不是民为国而死。因此，民间的语言与政府所使用的语言也就基本上是一致的。听林肯总统的演讲与听肯尼迪总统的演讲，乃至到小布什的演讲，除了“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基本词汇是一致的外，其他很少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演讲要表明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所要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自然也就不一致。他们每一个的演讲都表明要把美国向民主、自由、人权的保障向前更推进一步。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几乎每一个总统的演讲都是非常精彩的，都是充满了悬念与期待。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听美国新就职的总统发表演讲，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因为，在这种演讲里，他要坚定国人的信心，指明下一步要走的方向，同时申明目前存在的困难，语言鲜活，充满魅力，在很煽情的同时，也很理智。他们都是天生的职业演说家，不用准备，常常即兴地脱口而出，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就是一篇非常漂亮潇洒的好文章。在这样的国家，要形成一套僵硬的官僚话语体系是不太容易的。除了教育的不同外，他们的文化与社会体系也不会允许这种浪费纸张，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东西，充斥整个社会。哪个电视台充斥着这种官话，那个电视台就意味着破产，哪个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刊登这些东西，那些报纸杂志就意味着倒闭，因为市场决定了，只有社会需要的，只有合人性需要的东西，只有富含思想智慧与充满人性化的情趣的东西，才能够在市场生存。因此，在美国你根本看不到那种发行上千万份，读者却不到百人超级庞大却无人阅读的报纸。因为，那太浪费社会资源了，也太浪费人的时间精力了。但是，这种报纸曾经在苏联出现过，那种全国发行最大，读者最少的报纸，有如《真理报》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报纸里，官话连篇，毫无新意，此文与彼文的差别，只是文字游戏上的差别，并没有真正的思想与意见上的差别。大一统，政治正确，统一口径，舆论一律，有经大家一起念，所谓学习的目的不是开拓视野，开阔眼界，提高认识能力，而只是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口径。不是为了活跃思想，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为了便于领导，方便控制。最后还是为了维持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
在这里，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上的差异，其实也看到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差异。前者与后者相隔越远，两种语言也就相差越大。
2010年9月7日星期二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