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非常道
史景第一
戊戌的贝壳
戊戌变法失败，康梁仓皇逃亡海外，六君子被处死于菜市口。学者蒋梦麟欷歔不已地说：光绪皇帝1898年变法维新，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惟一痕迹只是北京国立大学，当时成为京师大学堂或直呼为大学堂，维新运动短暂的潮水已经消退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供人凭吊。
公车上书那年
康有为公车上书时37岁，而立已过，不惑在望；而梁启超则年仅22岁。那一年，陈独秀16岁，鲁迅14岁，沈尹默12岁，周作人10岁，钱玄同8岁，李大钊6岁，胡适4岁。属于他们的时代还没到来。
五四畸零人
1924年，林琴南逝世。1928年，辜鸿铭逝世。1929年，梁启超逝世。1934年，刘半农逝世。1936年，章太炎逝世。1936年，鲁迅逝世。1939年，钱玄同逝世。1940年，蔡元培逝世。
……
革命第二
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
5月4日上午，北大学生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同学们，权他们不要上街游行，张国焘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氏半请半推地拥走。其实蔡元培也只是尽校长本分，做做样子而已。队伍立即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泄而出了。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火烧赵家楼之后，军警在赵家楼开始捕人，走在后面的易可嶷等32名学生被抓，军警把他们两人一组捆起来，用板车押往步军统领衙门。易克嶷沿途大呼：“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北洋政府的警察
被捕学生从步军统领衙门移送警察厅之后，待遇大为改善，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慰劳学生，给他们换了较宽敞的囚室，允许他们走动与交谈，还赠送报纸给他们了解外面的情况，伙食标准按警察厅科员例，每人每餐约一毛有零，吃饭时共分五桌，每桌六七人；允许外面的同学探视，也允许里面的同学托寄信外出。
教授们在忙什么
五四运动期间，《新青年》同人在做什么？李大钊每天往图书馆跑，跟学生商议事情；陈独秀在家中写文章，写一系列短小精悍的时评；陶孟和赴美考察教育不在国内；鲁迅为搬家到处看房子，忙得晕头转向；刘半农5月4日上午坐守北大，下午在鲁迅家做客；沈尹默当天在什刹海吃茶，回家看见满街水流，才知火烧了赵家楼。
人论第三
回也非助我者也
张勋复辟，康有为积极下海，被“皇上”封为弼德院副院长，梁启超发表通电指：“此次首造谋逆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有人问他：“今令师南海先生从龙新朝，而足下露布讨贼，其于师弟之谊何？”梁启超正色作答：“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康有为听了，长叹道：“回也非助我者也。这句书，我今日到底才明白了。”
陈独秀愤而出走
陈独秀狎妓流言被散播，北大教授会汤尔和沈尹默等力主驱赶陈独秀，蔡元培屈从内部压力，取消文科学长一职，陈独秀愤而出走。16年后，胡适仍然无限欷歔，他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中国的苏格拉底
后来做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对当时的北大有一个令人悠然神往的描述：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者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苏格拉底同样的命运。
英风第四
亡命之经验家
1915年，袁世凯预谋称帝，筹安六君子活动，梁启超称“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派人送去20万大洋，梁启超决然表示：“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就摆九十九人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有人劝他，你已亡命十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大笑回答：“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恭请学生出狱
教育部苦劝被抓学生出狱，学生们不听，徐世昌又派一名官员，偕教育部两司长，到拘留所向学生们低声下气道歉，学生们还是不理。到第二天，步军统领衙门和警察所派人道歉，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学生出狱，学生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道：“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学生们这才离开拘留所，在欢呼与军乐声中，昂昂然返回各自的校园。
蒋梦麟感叹道：“各地学生既然得到全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不免因这次胜利而骄矜自喜。各学府与政府也从此无有宁日……”
要想活，一定要上马路
袁世凯复辟，恢复三卿士大夫，刺杀宋教仁，提倡忠孝节义，陈独秀忍无可忍，他生气对汪孟邹说：“你要死，只管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你一定要上马路。”果然，陈独秀此后上马路散发传单，上马路组织群众运动，走上了一条“马路”——马克思主义道路。
给学生五百条枪
罗家伦、张国焘等学生领袖曾拜访孙文，希望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孙文开始指导学生，“你们反抗的行动是好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梦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那些败类，才算是真革命。”学生与孙文剧烈辩论三个钟头，孙文始终娓娓不倦，硬是要说服学生。
性情第五
鲁迅玩弹弓
鲁迅与周作人住在绍兴会馆时候，夜晚被叫春的猫吵得无法入眠，两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墙头上做棒打鸳鸯的事情。有一回沈尹默去绍兴会馆看鲁迅，碰巧有人在墙边小便，他看见鲁迅正用一弹弓聚精会神在射此人的屁股。
干不了，谢谢
黄侃有次对学生解释文言文优越时，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仅需“妻丧速回”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一。”多年以后，胡适上课对学生说：行政院邀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清学生们用文言文代他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个字数最少的电稿：“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文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孙文闭门读书
孙文私下对五四运动大加褒扬，但在报刊上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支持言论。一位老同盟会员忍不住写信质问他何以对青岛问题一言不发。“顾此次外交失败，凡有血气者，莫不奋起，乃我公噤不一语，以开国之伟人，效刘胜之寒蝉，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蜚语传来，谓我公与徐、段一鼻孔出气，然耶？否耶？”孙文简单地回答：“近日闭户著书，不问外事。”
狂狷第六
为四万万人留君
1913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文学革命没有影子，教育改革阻隔重重，蔡元培意兴阑珊，挂冠出洋。袁世凯极力慰留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氏回答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刘师培扶病而起
陈独秀被捕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当时患病卧床，闻讯扶病而起，联络教授学者七十余人，联名请保陈独秀。函称：“陈先生夙负学界众望，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此次被捕，恐激起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际，殊非息事宁人之计。”这位被激进派批判的守旧教授，在陈独秀危难之际，不计前嫌施以援手。
爱说过头话
陈独秀曾豪气十足地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陈独秀有一个特点，喜欢说过头话来打动人心。词气之间，天下皆醉，唯我独醒的气魄，不让前辈康有为。
识见第七
一败再败，必有缘故
陈独秀自称，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知道甲午战争，才知道世界是一个一个国家组成，中国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而且还听说有个日本国，把中国打败了；后来又听说八国联军把中国打败了，可就是没听说过中国打败过谁。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
黄门侍郎，胡说弟子
胡适初到北大，当时学生拉傅斯年去听他的课，因为傅斯年有威信，曾率学生把一位不学无术的老师轰走。他们让他去鉴定一下，要不要把胡适照样轰走。傅斯年听了以后却很满意地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大家就安静下来了。傅斯年是黄侃的爱徒，他摇身一变，从“黄门侍郎”，成为铁杆的“胡说弟子”。
对学生运动的成见
蔡元培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梁漱溟独持偏见
学生被抓之后，所有舆论都支持学生，但梁漱溟认为，即使学生们的目的是正义的，也不能作为侵害他人自由的理由。他撰文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因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梁漱溟的言论，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几乎所有批评者都认为：学生是爱国的，法律不能惩罚爱国；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难免过火。
立言第八
我的辫子是有形的
辜鸿铭到北大第一天上课，脑后鞭子遭到学生哄笑，辜鸿铭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马上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能剪掉的啦。”这一番话，直如当头棒喝，把大家震得不敢吱声。
杀君马者道旁儿
1919年5月9日凌晨，蔡元培留下一张字条，悄然离去。字条云：“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从此，“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成为历史上的难解之词。
五四运动的“副作用”
胡适评价五四说，“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不肯出头，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出头了；中年的智识阶级不敢开口，所以少年的学生替他们开口了。现在大家往往责备各省的学生干政，酿成学潮；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缩头袖手不肯干政……故五四与六三之大牺牲，正是全国中年智识阶级的羞耻。”
但胡适晚年，对五四的看法有了大变化，他认为五四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个政治运动了。
乱世灭孔，盛世尊孔
本书著者叶曙明云：有人说乱世灭孔，盛世尊孔。其实，往往是治乱交替之际，才最需要用孔子来镇雅俗，励颓风，以道德化天下。什么时候人们耳边充满了尊孔的呼声，那一定÷是因为社会上开始出现许多令贤者觉得礼坏乐崩、山谷陵夷的乱象。中国一向把秩序价值看的比什么都高，在皇权倒塌后的价值崩溃时期，儒学的涨潮，实在是一种自然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像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溺水的人抓根稻草也不放手一样，无足深责。
注：本版“五四非常道”内容均系摘编自一本杰出的著作，叶曙明著的《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重返五四现场》。在此向作者致谢并致敬。
编者：潘采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