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辅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小记
肖雪慧

1．相聚在老人去世之后
周辅成先生去世一年之后，今年6月12日，“周辅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在清华大学甲所举行。

图一：会场
 
我是一月中旬收到书面通知的。实际上，周先生去世不久，他在京的弟子就已经积极着手筹备。万俊人是周先生的关门弟子，跟老人情谊甚笃。老人去世后那段时间，万兄邮件中有一句“先生的丧事之简陋，令人心痛”，这话，现在想起也难过。那时他在邮件中就提到正筹备纪念会和周先生文集出版事宜。岁末收到邮件，告知会议通知将很快由北京寄出。十来天后，就收到了。
 
学生齐聚为周先生祝寿，是万俊人和周先生所有学生多年心愿。记得大概是94年那次去北大，他告诉我，待2001年周先生90岁时，准备为先生庆寿，那个时候，海外漂泊的弟子应该能回国了。还说，一定请我一起参加。然而，这个预期落空了。不过，正巧周老九十岁那年，我因《独钓寒江雪》出版去北京，上朗润园看望了他。那段时间老先生倍感孤独，特别是此前两年，万俊人离开北大哲学系去清华，他很伤心，几次信中提起，总认为北大更适合他这个得意弟子的发展。不过现在看来，留在北大未必更好。
 
为周先生做九十大寿的预期落空，如今，周先生已逝去一年，6月17日是他九十九岁诞辰日，传统上，九十九时做百岁寿诞。这个百年诞辰纪念会，海内外学生，能来的都来了，不能来的还是不能来。但无论如何，周先生的子女、弟子和忘年交终于有了一个机会相聚畅谈。
 
会议安排在清华大学甲所。其实，最该举行这个会议的地方是周先生为之服务半个多世纪的北京大学。不过甲所也挺好。甲所隔壁就是保存完好的国学研究院旧址——这地方现在被清华大学行政中心占据，有些令人啼笑皆非——。1933-1936年，周先生作为我国创立研究生教育体制之后首批研究生之一，就在这里求学。这期间，他一边作东西方哲学史和伦理学的研究，写下一批极富创见和深度的哲学、伦理学、美学论文，一边承担着编辑清华大学文科理论刊物《清华周刊》的任务。

图二：会址甲所（正面）

图三：甲所一侧

图四：国学研究院旧址（甲所隔壁）

    图五：位于甲所旁边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图六：西南联大纪念碑正面
 
虽说纪念会没能在周先生长期工作的地方举行，但在他青年时代求学之地进行，我想，老人若泉下有知，还是会感到安慰；而对清华，纪念会让人记起曾有周先生这样的学者在此研读，忆起这所百年老校早年的辉煌。
 
2.中山大学一封信、北京大学一个人
 
座谈会邀请人不多，总共就二十来人，都是周老的弟子和忘年交。三位八十上下的老者引人注目。他们是1949年之后北大哲学系最早几届学生，视周老为恩师。其中一位是老地下党，他的亲人、长辈中出了四个烈士，他自己也立誓成为忠诚的党战士。为了“提高思想和理论水平”，以更好“为党工作”，49之后进了北大哲学系，学业结束后分配到市党校，“跟党有了近距离接触”，于是“终于明白了党是怎么回事”。他的“明白”，换来一顶“反党分子”帽子。
 
除三位八旬老者外，与会者中最年长的就是中山大学的章海山教授了。他六十年代师从周老，主攻西方哲学史，是周老第一个研究生。用周老的话来说，他是“第一个受过伦理学基础教育而执教的青年教师”。尽管年逾七十，章海山还是为了这个纪念会专程从广州赶来，跟周先生的情谊不说也可想而知。我有些意外的是，他代为宣读的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萍女士的一封信。这封信以李萍女士本人和中山大学的名义向周先生表达敬意，为周先生早年曾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而深感荣幸。信写得情真意切，全无时下大学当局惯用的那类官话，这已属不易，而毫无避讳的高度评价这位不受权势待见、被边缘化和排斥的大学者，更不易。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态度令人无语。去年周老、季羡林先后去世，两位老者学识、人品的高下，人们心中有杆秤。但北大校方似乎已经习惯于看政治权势眼色行事，对周老去世表现出很不体面的沉默，几乎与此同时，却随“弘扬国学”的官方意图起舞，高调配合，大办“国学大师”丧事。这次座谈，通知上写“由先生曾经求学的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先生长期执教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但另一主办方似有难言之隐，仅一人到会。到会的他，对周先生十分尊敬、对周老的故去痛惜、难过，但我觉得他显得有些尴尬，而这份尴尬，本不该落到他头上。
 
去年从北大哲学系讣告看到周先生于1987年“因故退休”四个字，已猜到他非正常退休跟他那位著名弟子竞选人大代表有关。这次，好几位会上会下都提到当年旧事：有关部门有书面意见，大意是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怎么能带博士！然而，选举与被选举权是经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参加竞选并胜出，怎么就成了罪过？甚至成了学业导师的罪过？不过，有关部门用不靠谱的说法把周老排斥于他终生热爱的事业之外，这不奇怪。但北大校方亦步亦趋，对周老的排斥、冷落甚至延续到老人去世之后，尤其是对先后去世的两位98岁老人厚此薄彼，反差强烈，把大学的不独立、没骨气表现得十分不堪。
 
3.“他热爱学生”
 
“唯有对周先生的评价中有一句‘他热爱学生！’”——没记住这句话是周先生哪位弟子发言时说的，也没听清说的是何种情况下对一批北大老先生的评论。但这句话本身，我印象深刻。
 
他的学生忆起读研时，周老让学生自己安排每周每天一个学生上他家面授。这让我联想起十多年前读过一本书中以诙谐笔调介绍的牛津大学导师制：学生到教授家中，烟不离嘴的教授总是使劲喷烟，学生就在一对一接受教授几年喷烟中领悟学问的真谛，四年下来，被喷成一个成熟的学者。周先生的陋室，架上满是书，墙上是他的手书条幅，头脑中是几十年知识积淀和思考，到他家，听着周先生洪亮的谈话声和爽朗笑声，就置身于一个学问的气场，学生一对一接受指导并徜徉于广阔无垠的知识和思想天地。
 
做他的学生是幸运的，但幸运的并非只是他的学生。
 
从伦理学恢复到周先生1987年“因故退休”，短短几年，有缘师从周先生，当他弟子的不多。这次到京参加座谈的，好几位都不是周先生的弟子，但跟周先生的师生情谊不下于他的弟子。
 
来自湖南的李建华，现已是我国伦理学界有成就的学者。他刚发言，万俊人一句插话引得大家忍俊不禁：“那年先生招收四名，建华刚好考了第五名。”李建华佩服周先生的学问人品，考试失败，极端沮丧之下给周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没料想，周先生很快回复一封更长的信。周先生的鼓励和开导助他走出了情绪低谷，此后，周先生一直跟这位并非弟子的弟子保持联系，无保留地进行思想学术交流。
 
兆明兄也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站期间常去北大周先生家拜访，从那时起就一直得到周老的支持和鼓励。199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道德生活论》出版。出版前，书稿寄给了周先生，周先生看稿后反复写信交换意见，又欣然提笔写序，对青年学子的探索精神给了很高评价。书稿交付出版社后，周先生建议用罗丹的思想者雕塑作书的封底。当时，这尊雕塑的照片不好找，周老听他说没找着，也帮着找，最后，把自己一本藏书中的《思想者》雕塑照片撕下随信寄去，信中叮嘱：“用后还给我！”
 
这个小小细节十分动人。
 
周先生学问根基深厚、融通中西，对印度思想、文化也有很深研究，是我国大学近几十年来很稀缺的学者。他被排斥于教学之外，是中国学界损失，但直接受影响的，是他的学生。万俊人访美时对流落异国他乡的大师兄说了一番话：“当年那些事的是非不去说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你，先生不能上课了，我们没有机会在先生门下读博士了。”他师兄听了，潸然泪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