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约瑟夫.布罗茨基

 

雲邊居士按：

   
本文发表于本期《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8月30日）专栏。

 

帝国追求控制，诗追求独立；

帝国追求奴役，诗追求自由；

帝国追求坟墓的整齐，诗追求生命的参差。

 

诗与帝国

 

萧瀚

 

问：（法官萨维里耶娃，下同）：您从事什么工作？

 

答：（诗人布罗茨基，下同）：我写诗。我搞翻译。我认为……

 

问：不要什么“我认为”。老实站好！不要靠墙！眼睛看着法庭！老实回答法庭提出的问题！……你有固定工作吗？

 

答：我想，这就是我的固定工作。

 

问：请准确地回答！

 

答：我写诗！我想，这些诗会发表出来的。我认为……

 

问：我们对“我认为”不感兴趣。请您回答，您为什么不工作？

 

答：我工作。我写诗。

 

问：您的职业是什么？

 

答：诗人。诗歌译者。

 

问：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是谁把您列入诗人行列的？

 

答：没有人。（并非挑衅地）那么是谁把我列为人类的呢？

 

问：那您学过这个吗？

 

答：什么？

 

问：学过怎样成为诗人吗？您没有上过大学，那里培养……那里教出……

 

答：我不认为诗人是教育出来的。

 

问：那是怎么出来的？

 

答：我想，这……（慌乱地）来自上帝。

 

（引自洛谢夫《布罗茨基传》）

 

法官审问诗人的这段对话，世界文坛广为人知，发生于1964年2月18日苏联列宁格勒法院。5天前，不满24岁的诗人布罗茨基被捕，案由是“寄生虫”。

 

自有统治以来，诗与帝国的关系（本文以诗代表广义的艺术，帝国代表广义的权力）就一直龃龉难通。布罗茨基的遭遇只是更直接、赤裸地展示了权力对诗的仇视。

 

不独帝国本身仇视诗，一切带有帝国性质的存在，包括帝国的附庸也都仇视诗。

 

2500多年前，孔子就以民间身份拟行帝国之事——将古代流传下来的1000多首诗歌删削至305首，那些被他视为淫声艳乐的径遭蔑弃，他是编辑，也是书报检查官；于文明有功，于文明有罪。

 

稍后代的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严肃声称帝国应把诗赶出城邦，并提醒从政者提防诗人，不要赞美他们。有趣的是，《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也是个书报检查官，喜欢删除《荷马史诗》中被他视为对阿伽门农不敬的诗句。

 

孔子和柏拉图都注重诗的教化功能，所谓“诗教”。这本没有错，诗表现人类的审美精神，原本就属于哲学意义上的善，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成分。只是他们为了所谓的秩序，宁可放弃甚至毁灭诗，而遗忘了没有诗的秩序就是死亡。

 

帝国追求控制，诗追求独立；帝国追求奴役，诗追求自由；帝国追求坟墓的整齐，诗追求生命的参差。因权力组织形式以及地域时代等差异，帝国及其附庸对诗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唯有一点相同——帝国永远仇视诗，远甚于仇视思想。

 

伟大的诗必涵泳伟大的思想（没有人会忽视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喜剧的思想内涵），伟大的思想却未必能诗意表达；思想常常成为独断论者，而与帝国结盟，真正的诗从来只是光荣荆棘路上的踽踽独行者。

 

于是，诗也就无法不成为帝国及其附庸们的眼中钉，除非甘为帝国之奴。

 

自由传统深厚的欧洲历史上，宫廷艺术家虽也比比皆是，但江山代有才人出、独自行吟的传统倔强地挺拔着。一个典型代表是拜伦，1816年，因上流社会厌恨而出走英伦的诗人说：“不是我配不上英国，就是英国配不上我。”这是英国的自由传统。即使只有半个欧洲传统的沙皇帝俄，普希金也拒绝成为弄臣，吟唱美、愛情、自由和正义；甚至极权的苏联，艾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杰斯塔姆、巴别尔、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们也都冷冷地桀骜着。

 

皇权传统深厚的中国，则另有一番景象，历代以诗画盛名传世者，大多因其官职，隐然独善者已是帝国最大的“胸襟”、极限的“宽容”。阮籍以大醉60天婉拒司马家族联姻，陶渊明以“田园将芜胡不归？”挂印归田，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并不以诗人身份自矜，却撒娇地冒犯，媚顺地称臣，巧妙地自贬又自负。至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诗人附庸帝国而自我阉割，滔滔者天下皆是，不遑例举。

 

然而，真正的诗总是骄傲的，正如张枣生前的口头禅：“我叫张枣，是一个诗人。”布罗茨基更是用终生的诗作与行迹阐释了诗的这一天然骄傲，“诗人”一个词就回答了法官几乎所有问题，不喜欢人们谈论他遭迫害，甚至参加世界诺奖获得者聚会时，拒绝跟其他人一同起立向瑞典国王致敬。

 

无论中西，帝国依然以诗为敌。帝国深知，唯有征服诗，才是对自由最彻底的征服；而诗没有敌人，自由而凛凛然无恨，这是诗的尊严。

 

2010年7月12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