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分歧与争论虽林林总总,但其焦点不是围绕人性-国家性-国际性三个层面展开就是其引申和发挥;人性之善恶、国家是否为国际关系的惟一行为体、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原教旨倾向与修正性企图,是区分这两大流派的根本,并集中归结为权力与道德的矛盾——政治现实主义之父马基雅弗利实现了权力与道德的分离,而自由主义试图结合之,产生出诸如康德“永久和平”的思想。

      
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上,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和平可以实现,现实主义学派则认为战争难以避免,从而展示了两派信念之乐观-悲观的根本分野。

      
但是,这些都是表象。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人类两大思维理念的根本分歧:现实主义思考的是世界的客观层面——自在世界,以战争状态来理解国际无政府状态。试图洞察国际关系永恒的本质与终结性因素——恰如军事作为确保国家生存的最后手段一样;也因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忽视国内因素,对人设计的各种制度、规则多大程度上能改变历史的必然性根本上持怀疑态度,以历史的长时段出发来审视现实,往往得出悲观的结论。故此,现实主义强调历史的、军事的因素与影响,侧重历史的必然性因素,以历史审视现实。

      
而自由主义青睐主观层面——人化世界,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和能改变客观世界的终结性力量,以自然(公民)状态来理解国际无政府状态,因此它重视人和制度的作用及历史的偶然性,以未来催生现实。与现实主义思考国际关系的实然不同,自由主义侧重探讨世界的应然层面;与现实主义忧心忡忡于国家间非正常交往方式(战争、冲突)不同,自由主义关注于国家间交往的正常方式——经济、贸易、合作等主题。及至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一般地反作用于客观世界,而是认为国际社会本身由人的观念与社会实践建构而成,自由主义又发展到建构主义阶段。

     
奉行权力决定安全的现实主义在与自由主义的不断论战中,自身也在分化,形成不同的分支。其中一支引进国际结构的思想,主张以相对权力追求相对安全,即所谓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围绕冷战结束及冷战后世界走向的争论则催生出现实主义的新支流——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以相对权力追求绝对安全。

      
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

      
那么,何谓“大国”呢?“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能力。”

      
大国政治为何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因为“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
所谓“悲剧”,其涵义有二:其一,大国安全竞争是零和博弈——这是悲剧的必然性:“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

      
其二,国家的进攻性企图与权力和生存之间的不恰当紧密结合导致悲剧的恒久性:“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权。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11] 这种悲剧的持久性是以其彻底的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即不管大国的性质如何,都会遵循这种逻辑。

      
总之,《大国政治的悲剧》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认定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大国的生存意志是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即地区霸权,因而大国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冲突。而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中国会和当年的美国一样,提出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将美国赶出亚洲,因而主张及时限制中国发展,反对接触而主张遏制中国。

      
任何大国的理想局面是成为世界唯一的地区霸权。那一国家将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它可以尽情地保护现有的权力分配。今天的美国就处于这种令人垂涎的位置,它支配着西半球,而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霸权。但如果一个地区霸权面对一个可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那么它就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大国。无疑,它一定会竭尽全力削弱甚至消灭它的远方对手。当然,两个地区霸权都会受到那一逻辑的驱使,它们之间必然发生剧烈的安全竞争。

      
美国在21世纪早期面临的与之匹敌的对手正是崛起的中国。人口与财富视为军事权力的原动力,而军事权力决定了一国的外交走向,军事权力中最重要的是陆地力量,即征服领土的军事能力。因此国际体系中最危险的国家是拥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
中国正是这种具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基于其人口与规模,以及飞速增长的经济,中国不可避免地具有对国际体系的修正企图。因而在冷战后的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中,容易爆发中美间的激烈安全冲突。今天,美国对中国越来越感到担忧,不是因为它相对弱小的军事,而是因为中国有十二亿多人口以及快速增长的现代化经济。一旦中国变得特别富裕,它很容易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挑战美国。在21世纪早期,美国可能面临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可以想象,中国会针对美国发展自己的门罗主义。正如美国向遥远的大国表明它们不能干涉西半球,中国也将表明美国介入亚洲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可能在朝鲜和台湾两个问题上都陷入对中国的战争。这种未来的中国威胁最令人头痛的一点是,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霸权国更强大、更危险。中国今后经济发展大大放慢对美国很有利。但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推行的是起相反作用的战略。美国是在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这种对华政策被误导了。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会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使其生存几率最大化的最好方法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尽管中国肯定希望成为东北亚的霸主,美国却明显不愿意让这种情况发生。

      
中国威胁是大国以相对权力追求绝对安全这一进攻性现实主义通则的必然结论,是国家生存意志使然,这与中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国内政治或领导人意志等无关。其二,威胁内涵不同。米氏并不象历史现实主义那样将中国类比于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不满足国际体系现状而挑战之,而是从一种历史的、悲剧式循环的角度看待中美冲突,认定中国威胁乃大国政治自身逻辑演绎的必然。任何其他强国崛起都会形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形成冲突。中国威胁的不是国际体系,而是美国霸权。http://hi.baidu.com/�������㻤��/blog/item/18a7ab902f57c78aa877a4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