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便，还是不能——重谈布罗茨基和哈维尔的争论
2010年09月21日10:40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作者：袁凌
一
2010年9月的一天，我在一个场合遇见钱理群教授，满头白发的他说自己眼下常对青年人谈到哈维尔的“存在的革命”概念。“存在的革命”依托每个个体的存在更新涉入社会变革的领域，带来了有别于以往的“阶级革命”、“社会革命”的思维方式，切合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
这使人想起数年前哈维尔和俄国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的一场争论。1993年哈维尔作为捷克总统访问美国，在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谈到在“后共产主义时代” 西方社会在国际事务中需要克服“不便”心理，尽到他们的责任。哈维尔以自身的经历为例证：在他1983年出狱后一段时间，熟人在街上碰到哈维尔，大多避免和他打招呼而回避。哈维尔认为这体现了一种“不便”心态：与新近出狱的哈维尔打招呼，会带来某种现实和心理的不方便。就国际政治和社会事务来说，这种“不方便”并非“不能”，是可以克服，而且应当克服的，它是国际社会保持活力和防范危机的前提。
这引起了布罗茨基的注意，布罗茨基和哈维尔一样曾经作为作家和异见份子坐牢，后被苏联当局驱逐，哈维尔讲演中的“不便”概念引起了他的反感，为此写了连续写了两封公开信批驳哈维尔。公开信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在街上面对新近出狱的哈维尔低头而过，并非因为不便，而是不愿或不能;他们在内心可能根本不认同哈维尔的行为正义性，甚至幸灾乐祸;或者质疑哈维尔行为的真实性，不相信他“像看上去那么好”。
布罗茨基推论，人类社会包括东西方政治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小小的可以克服的“不便”，而是根本上的“不能”，其根源则是因为人性的“粗俗”或说人性之恶。人类能做到的，只是从人性之恶为出发点进行的防范性制度设计，而非依托于“人性善”进行的社会革命或改良;一切从人性善出发的社会构想最后都会落到极权和野蛮的结局。因此，那种“不便”感其实是哈维尔本人的：是哈维尔和西方政治家们直面人性之恶时需要克服的不适感。而这种不适，是由于哈维尔身处的80年代的捷克现代化监狱，远比布罗茨基呆的西伯利亚荒原和水泥囚室要舒适。
布罗茨基在公开信中并没有涉及哈维尔“存在的革命”概念，但依据他的观点可以推论说，根本不存在哈维尔或其它人说的所谓“存在的革命”，因为人性之恶使个体始终面临存在的沉沦，对此只能进行防范性的制度设计，以免使人类走向极权和兽性。“存在的革命”由于最终须借助于社会工程，只能带来极权对存在的压迫。
面对布罗茨基的诘问，哈维尔坚持认为，两人的分歧不是实质的而是形式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了同一个问题。布罗茨基曾经身处的苏联和捷克历史环境的不同，使人们面对同一件事的心理态度有差别，前者的“不能”可能转化为后者的“不便”。
哈维尔委婉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并不存在布罗茨基设定的两者截然对立的分野，包括“不便”和“不能”，也包括人性之善恶的设定。“不便”也只是在哈维尔的讲演中一时借用的一个词汇，就像他曾经用过的“后极权主义”“异议者”等词汇一样，不是一个先验性的描述。一切先验性对于人性的设定或对于语言的固化，都使我们无法真实地面对活生生的人性存在。在这个立场上，同为作家的布罗茨基和哈维尔做的是同一种工作，秉持的是同一种立场，因此两人的分歧是语言歧异。
争论以哈维尔的“息事宁人”告终，但涉及的“不便”和“不能”的问题却保留下来，今天的人们仍需直面，尤其是与哈维尔80年代身处的捷克大体同构的中国社会。这些年当哈维尔的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深化之际，也面临重大争议：他是左还是右?他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他作为一个作家更内行，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更成功?他一再重申的从个体做起“生活在真实中”，在我们这里是现实的还是空洞的口号?更远地说，他心目中那种关心个体存在的社会系统，是如同阿克顿、哈耶克等人一再提醒的“通往奴役之路”的前站，还是和卡尔·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一样，是“后极权时代”和“后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出路? 它是眼下在我们知识界颇有影响的“民主社会主义”同义词吗?
二
正如作家布罗茨基给总统哈维尔写公开信一样，1975年，身为剧作家的哈维尔给时任捷克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公开信，在捷克当代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哈维尔在这封信中指出，当时的捷克社会虽然拥有现代社会的物质外观，却没有真正的生活，人们生活在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联手形成的“生存压力制度”下，虽然拥有了住宅和洗衣机，却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拥有个性，面对自身真实的问题。人们处在不可言喻的焦虑和压抑感之中，社会面临坍塌的危机。哈维尔呼吁胡萨克改变政策，以避免危机的爆发。
但是在当政者不肯改弦易辙的情形下，个体如何行动起来以挽救自身和社会的危机，哈维尔并没有在这封信中言明。几年后，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哈维尔提出了个体的行动模式：生活在真实中，或称“存在的革命”。
生活在真实中，指的是从自身做起，首先摆脱在意识形态有形无形控制之下的被动和漠然状态，开始思考什么事真实的，并坚持这些真实的观点、行为和理由。为此必然与现存的控制结构发生龃龉，个体应有勇气克服这些困难，因为在当时捷克的条件下，这样的困难更多时候是一种“不便”，而不是类似苏联大清洗或法西斯社会的生命或种族危机。通过每个个体克服许许多多的“不便”，达成自身“存在的革命”，社会的更新、危机的避免成为可能，这就是“无权者的权力”，或者说是能力。这种行为看似是从小事做起，但它关心的不是单纯的小事，而是始终站在个体存在和社会更新的交叉点上。
哈维尔提出的这种行动模式，似乎投射了今天我们某方面的社会现实。在以“维稳”“和谐社会”为代表的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和消费主义的结合下，个体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危机同时存在，出现了“房奴”“蚁族”这样的称呼，也出现了 “要嫁富二代”“贪是能力，不贪是没机会”这样的社会心理。同时，砍杀幼儿园儿童、群体性事件这样的局部社会危机也在频繁上演。
总体控制的社会结构的另一面，从个体意识、行动入手，以李慎之、茅于轼等人为代表的“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理念和尝试，在上世纪末发端，十余年间绵延收得浸润之功和基层直选之效。民间NGO组织一度呈现勃发态势，并在汶川地震这样的社会危机面前显示了力量。网络的发展，则以不同于哈维尔时代的方式，展示了另一个行动领域和行为方式。以上“民间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可和哈维尔“存在的革命”相印证。
作为“存在的革命”的个体来说，哈维尔首先要唤醒我们的，是意识到自己可以克服一些不便并努力这样做。这样的“不便”，既有消费层面的，也有的来自意识形态层面，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面临的问题来自现代性和全球变暖这样的后现代危机两个方面。
在今年上半年召开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期间，我的一个朋友在专栏文章里说，他是一个伪环保主义者，因为他会注意选用节能灯，但不大可能接受坐火车出差去上海。自命为“伪环保主义者”，是因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毫无疑问拥有环保的观念，也愿意做出选用节能灯这样的环保努力，但当环保的要求与个人舒适之间发生严重的不便(坐火车而不是乘飞机去上海，后者更舒适但会产生很多倍的碳排放)，他只能暂时搁置环保的理念选择便利。另一个朋友则说，她虽然知道实木地板是破坏环境，却抵制不了亲近实木的诱惑，她借此抵消生活在钢筋水泥楼房中的不适感。
我自己则遇到了另外一种“不便”的情境。某位外省官员在两会期间因被问及邓玉娇问题而严词追查记者身份，手下工作人员抢夺记者录音笔，事后数天内没有给出解释，媒体圈有记者联名要求这位官员道歉，一位年轻朋友找到我。考虑之下，我最终拒绝了签名。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当时与供职的杂志社正在争取签订一个较自由的工作合同，担心在这个节骨眼上给单位惹麻烦，造成不好印象;另外的原因则来自心理上对此类签名以及其它一些现场参与活动的不适和距离感，这种感觉在捷克“七七宪章”运动期间，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直率地表示过，并引发了此后与哈维尔的争论。
某种意义上说，昆德拉和哈维尔的那场争论，正是布罗茨基和哈维尔争论的预演。昆德拉认为，为狱中的“政治犯”征集的签名毫无意义，帮不了任何人，而只能给签名者带来心理和现实上的好处。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更将类似的签名现象认为现代社会“媚俗”的表征。和布罗茨基一样，昆德拉怀疑人性，深信人心的媚俗，因而对一切外在的社会运动形式持抵制态度。近似的不信任和拒斥感也促成了我对于签名的拒绝。
但是后来，当我认为脑子很现实、根本不会签名的一位同事签了名之后，我受到深深的震动。而这次签名并没有给那位同事带来严重的麻烦，有一些麻烦是我的头脑习惯性构想出来的。就比如那位不大能接受坐火车去上海的朋友，飞机和火车在便利舒适度上的巨大差别也可能是他的头脑中构想出来的，在有了动车的条件下，这种差别并非那么不可接受。
同事的签名没有造成那位官员的下课，就像坐一次火车去上海不会明显地延缓全球气候变暖。但是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呢?哈维尔认为，意义是肯定的，它存在于超出我们有限视野之外的地方。比如当时的那次签名，对于身处狱中的他和其他人起到了很大的安慰作用，而当初看起来只是一千多个人签名的“七七宪章”，后来发展成一项运动，最终造成了捷克社会的根本变革，哈维尔本人也成了新捷克的总统。
在理解个体“存在的革命”意义问题上，从政多年后的哈维尔强调穿透性视野，即从社会存在而不是眼前功利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行为。以“克服不便”为起点，个人可以加入到民间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中去，将个体的存在与社会活动相结合，实现整个社会存在论意义上的变革。
哈维尔的思想和捷克社会的现实，无疑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具有比照意义。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是否存在布罗茨基说的“都市文明的监狱”和“荒凉的西伯利亚”的区别?
比如说哈维尔描述的与表层社会并存的“平行社会”，在中国目前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这正是一个想要生活在真实中的人真正的担心所在：他对真实生活的要求，在得不到类似“平行社会”的结构支持下，会不会导致他的生存危机，而不仅是不便?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者们，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大量的现成例证，他们很多人上访的起因，不过由于一次要求真相的公开或者公正，好比《秋菊打官司》里面的“说法”，他们有些人到如今也只是要这个“说法”而已，却因此被社会结构排斥，成了没有生活的上访者，面临“黑宾馆”、截访，个体存在处于比以前更直接的危机中。另一些民间维权人士，也大多面临生存危机或者边缘化的境况。
近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的前途，在主流乐观的看法之外，以前秉持“公民社会”理念的学者群体，有一种趋向悲观的态势，如于建嵘提出“当前社会的刚性稳定”，孙立平称中国社会正“走向溃败”。据于建嵘透露，这样的悲观甚至来自政府核心智囊层面。民间社会方面，NGO组织的发育受到来自法律和财务方面的制约趋紧，我熟悉的一家秉持“公民教育、公民社会”理念的NGO，曾主持了北京九道弯和“天村试验”的基层直选，长期以有偿维权艰难生存，最近转向了与体制趋近的“社会治理”。民间NGO在汶川地震勃然而兴之后回归沉闷，虽然仍有不少在坚持做实事，却难免落入“做小事”的职业化角色，难以对社会形成直观和整体的影响，或者哈维尔说的“平行社会”态势。一度拥有标杆地位的“法治社会”理想，虽然取得了《物权法》出台和《拆迁条例》废除的部分成果，却颇有式微之象。近期在李庄案和“律协直选”风波的冲击下，律师行业自身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情形下，“存在的革命”是否可能，布罗茨基的质疑是否更有道理呢?
也许这里需要的仍旧是哈维尔说的“穿透性视野”。一个人的视距取决于所在的位置，因此我们产生的很多疑问来自于视觉障碍。一旦走出这个地点，就能看到更广的真实。以我的同事为例，由于他签了名，在微博上发言，或者在另外一些场合“围观”，他看到的情形可能和我完全不同，他对社会的看法会乐观得多。那些从事民间社会工作的NGO成员和维权人士，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也许比学界更真实。因此，克服现实和心理的“不便”，更广泛地联系和参与社会生活，不论对于学界还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可能仍旧是一个最为真实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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