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区的打破
《南风窗》：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权一直被当成资产阶级的口号受到批判，人权问题成为一个理论禁区。这个禁区后来是如何打破的？
郭道晖：新中国建国后的前30年，很多时候谈不上对人权的保护，人权问题也成为一个理论禁区，这个禁区是在后30年才逐渐打破的，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国家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虽然在主流意识形态上，还把人权作为资产阶级的口号加以批判，但在实践上，有的领导人吸取过去的教训已开始重视人权，表现为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涉及全局的重大案件有30多件，一般的有300多万件，40万被开除的党员也恢复了党籍，千百万被株连的人获得解放，这些都是事涉人权、深得党心民心的举措。
1978年12月6日，社科院法学所的李步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文章，这是法学界思想解放的标志性文章之一。1979年10月30日，《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提出，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公民，罪犯也是公民，不能诬告陷害，不能刑讯逼供，其配偶要求离婚也应该征求罪犯的意见。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仍然坚持阶级斗争旧思维的人士、特别是监狱管理干部的抗议，质问作者的立场哪去了。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宣部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里面的核心思想内容是谈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我国人权问题的反思，第一次公开正面评价人道主义，报告获得听众（大都是党政干部和学者）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有幸参加了这个会，亲历其境。
这本来是对人权禁区的一次试探性的突破，不料竟遭到几位身居要津的理论权威的反对，在会后亲自撰小册子反驳，并组织大批判，这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的肇始。幸好当时明智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及时“叫停”，才没有重复过去反右的错误。但周扬也因受压，抱病住院，郁郁而终。这次涉足人权理论雷区，给人权门禁吹进一股清风。但以失败告终，以后还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
到了1990 年11月，中宣部理论局召开了一次有关人权问题的小型专家座谈会，传达了李鹏总理有关人权问题的一个批示。会议的主题起初是针对外国宣扬的“人权无国界论”发表批判性意见，但与会的专家学者发表了对开展人权理论研究的建议。我参加了这次会并第一个发言，认为人权带有普遍性，不能仅仅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权观，而要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
1991年3月2日，中宣部再次召开了人权问题小型座谈会。这次还有一位副部长参加，传达了中央领导有关人权问题的一个重要批示，并说中宣部是据此指示召开这个座谈会的，他还着重地说明研究人权问题的“紧迫性”。原来，是美国肯尼迪人权中心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了一封信，信中对我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攻击，说我国“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受到非人道的对待。为了反驳西方的攻击，我们要开始对人权问题的研究。
于是，由中宣部理论局拟就了8个研究课题，当场确定了负责主持研究的单位，立即着手收集资料，编写一套“人权研究资料丛书”，为今后深入研究打下基础。这套丛书后来于199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闸门一旦打开，就不是原始意图所能局限的。这次会后，中国法学杂志社和人大、北大、法学所等单位纷纷召开人权座谈会，在以后蓬勃展开的人权讨论中，已不限于只是对付海外势力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挑战，而且是对人权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展开了全面的探讨。
1991年11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人权官方文件。1997年9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六部分中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中国人权事业不断进步的动力
《南风窗》：人权入宪是我国人权事业的重大进步，但另一方面，侵犯人权的情况在现实中也经常发生。您怎样评价过去60年中国的人权状况？主要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郭道晖：我把过去60年的人权发展状况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第一部宪法的颁布，多数人开始有人权：通过土改，农民分到土地，有了财产权；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基本生活也有了保障；知识分子爱国无罪，报国有门，许多人从国外归来；民主党派一些人士进入了联合政府，担任了副主席、副总理和部长；私营工商业者受到保护。总体而言，相对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是一个人权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时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少数人，像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作为阶级敌人，则被剥夺了许多基本权利，包括人权。当然，对残余的敌对阶级少数人应依法剥夺他们某些政治、经济权利，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应有的某些基本人权（如生命权、人格尊严权、某些民事权利和诉讼权）也要剥夺。至于很多人被错划为敌人，出现了很多冤假错案，其家属受到株连，就更是侵犯人权的行为（董必武在党的八大发言中就指出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中错案达10%）。
第二阶段从1955年到1976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数人的人权缺失或受践踏，农民私有的土地被纳入所谓“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社或人民公社，实际上是私有财产权被剥夺；大跃进中饿死几千万人，生命权更被严重侵害抹煞；工人阶级生活转差，“文革”中还被利用为占领上层建筑的工具；知识分子的处境急转直下，有55万人（一说317万）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党的各级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人权备受蔑视和虐待。这是一个人权遭到空前践踏的时期。只有少数官僚阶层人物享有某些特权。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时期，人权断续地、逐步地得到关注和部分保障，宪法确认所有人享有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带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入宪。但言胜于行，实践上步履维艰，特别是由于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实际上只有部分人，如权贵资产者阶层、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人权得到充分保障；而另一部分人在某些领域的人权则被侵犯和限制。
《南风窗》：过去60年，我国人权事业有什么经验教训？
郭道晖：过去60年，我国人权事业的曲折发展主要的教训有：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革命党代表的是一定的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贯彻的是阶级斗争观，而不是超阶级的博爱观；而执政党是经全民（在我国是通过代表全民的人大）选举产生的，要对全民负责，不能只对某个阶级或部分人负责。不仅要对多数人（我们通常习惯于提为“95% 以上的人民”）负责，对少数人（5%）的人权利益也要关照和保障（13亿人的5%是6500万，也并非“少数”）。即使是“阶级敌人”，如果其应有人权受侵犯，执政党和政府也应出面予以救济和保护。人权主体是指 “每个人”，而不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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