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虽然还忌讳说“私有化”，但事实上中国也在进行这剧烈的私有化改革——不过这种改革是一种没有民主的私有化改革，这就是所谓“中国奇迹”，这种“奇迹”是说中国由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在短短30年内，尤其是最近20年迅速发展成为一个
GDP
总量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大国——也就是说，中国是在维护一党专政，拒绝民主化前提下的经济发展。那么，这种没有民主的私有化是不是具有普世价值？又能不能长久呢？

正如我在《东欧民主下的私有化》中指出的那样，东欧那种民主下的私有化，由于实现了民主，私有化不是谁能操纵和掩盖在黑箱中的，而是各个阶层和各利益群体基于自己利益的公开讨
论和竞争。在反覆讨价还价中，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都可以通过组党结社来发出自己的声
音。下一步就是在议会中讨论和表决，走法律程序。这样，东欧私有化的过程是各派力量的博弈，是民主的，艰巨的，耗费的时间也很长，尤其是因为有直接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的加入。例如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谈了十二年。而中国这种没有民主化的私有化，则是在领导者一声令下就大刀阔斧地进行，许多地方只要领导人一跺脚，立马就“全卖光”、“全送光”，产
权马上就“界定”了。工人说赶走就赶走，资产想给谁就给谁，土地说圈了就圈了，谁敢说个不字？表面看来这两种模式的确效率上不可相提并论——有人就认为东欧那种私有化“交易费用”太高，错过了经济发展的时机，看上去似乎很“民主”很
热闹，实际上却很不实惠。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没有民主的私有化有这些特征：首先是自上而下。我们以前说搞运动或者说搞群众运动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上面一声号召，下面就自下而上轰隆隆起来了，发动群众，还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次运动没有这样做，是上面出章程，规划好，下面照着办。“不争论”，非民主的，一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同时，这些动作都打着“改革”的旗号，要求人们作出牺牲。而且仓促、急迫，有时甚至限定时间，以尽快地造成既成事实。为什么呢？唯恐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唯恐作出牺牲的人们有朝一日省悟过来，让他们煮熟的鸭子飞掉。其次，封闭在单位内部进行，不搞“四大”，不串联，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同时搞。各地各企业也没有统一的稳定的政策。卖断工龄费每年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不一样，大小干部、技术员和工人也都不一样，上面说了算。有的还限定时间，早签约有奖励，过时就没有。与此相配合，主流媒体保持沉默。影响最大的电视、日报和晚报对该运动都不加以正面报道，视之若无、闻之若无，尽力缩小运动所带来的影响，但对下岗后工人创业成功的事迹则大加报道，有的甚至还宣传干部带头下岗的“先进”事迹。再次，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众多学者和众多师生，都保持沉默。虽然近年来，他们任务重，被要求写有多少多少论文，要登到什么什么级别的杂志上去，但他们对这个事关万千众生利益的运动却同样视之若无，认为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而且还有“政治风险”，避之唯恐不及。可是偏偏有个头上长角的朗咸平跳出来，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虽然遭遇到了众多主流经济学派的围攻谩骂，可他却越战越勇。于是，中国的富有正义感的经济学家终于一个一个地站了出来，至今，战斗正犹酣。最后，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当时有文：“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总之，这样的“改革”是在政府部门一手操办下，随心所欲进行的，被改革单位的职工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不可能有任何反抗。

很多人认为亚洲各国的改革走的都是这样一条“先私有，后民主”的道路。但也有象台湾这样的地方，其“国营”、“党营”产业的私有化恰恰是在民主化之后展开的。但对于原来并无产权制度的转型国家而言，没有产权改革很难推进“发展”，而不民主的“看守者交易”无法为私有化建立公信基础，即便它能因所谓“减少交易成本”而一时有利于“发展”，但它却大大增加了未来民主化进程的风险。而这，至少相对而言，是非转型的新兴国家无须面对的。

具体到中国，如果等到公共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完毕后再来搞民主化，就会面临以上两类国家都未面临过的大难题：长期被说成是“公有财产”主人的公众一旦有了知情权、监督权乃至政府命运决定权时，却发现他们的那一份资产已被偷光，那时产生的问题，有谁能保证像曼德拉与德克勒克那样一个“历史性的握手”就能化解？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联想。1905年时的俄国农民对“剥削者公社”并未表现出多少好感，那时如果民主进程成功进行，或许俄国已经通过民主私有化走向了“美国式道路”——就像现今的波兰人那样。但是到1917年“警察式私有化”已经引起众怒，一场民粹主义的清算浪潮使俄国在“普鲁士式道路”上取得的进展冰消瓦解，但俄国这时退出普鲁士道路却没能转向“美国式道路”了——清算普鲁士道路的结果是普列汉诺夫讲的“亚细亚专制的复活”，直到70多年后，俄国人才又一次得到了他们在1905年失去的机会。
当然假如没有那个因沙皇放弃“公社精神”转而煽动民族主义作为替代而走向的战争，俄国未必一定会有1917，如果普鲁士道路能够顺利走到底，俄国也会是另一个前途。同样，假如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完成后铁腕政治能够稳定延续一百年，人们大概已经把这过程忘了。可是这可能吗？如果陶醉于“落日辉煌”而感觉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等到活跃阶段过去（毕竟任何经济都不可能永远超常增长），那时许多原先被高速增长掩盖着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形成我们在印尼“苏哈托繁荣”之后看到的“危机激发的迟来之民主”。在印尼以这种方式启动民主所经历的混乱，人们都看见了。然而要知道印尼毕竟还不是转型国家的“后公社”国家，如果是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完成后的国度里出现印尼式的民主启动方式，那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解决的途径是官僚制改革和民主制度的建设。经济领域的改革只是现代化诸多任务的一个方面或一个步骤，走完了这一步并不意味着公平社会就能够建立起来。因为还需要政治和行政管理领域的现代化，只有减少政府干预、转变行政职能、扩大民主参与等手段，才能遏制、减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权贵”因素。然而，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完第一步。日本在100多年前就完成了民营化，而我们至今还在这个问题上争吵不休。没有第一步的良好基础，第二步怎么能走好？中国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距离一个现代社会的境界还很遥远。由于我们以往忽视了“权贵社会主义”现象的存在及其危害，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案反而在制造问题。按照现代化一般规律，随着市场经济因素的增加，官员的权力和官本位价值观就会日益缩小和淡化。然而，中国这些年所表现的情况却是相反的，官僚化在各个领域持续推进，而官本位价值观日益强化。这是因为有力量驱动它，即“权贵社会主义”的力量，它不断地呼吁政府的万能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