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凌：为何中国政改光打雷不下雨？

本博按：只要这个民族不希望再次蒙受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的历史悲剧，改革都是全民族上下不二的选择，我以为！

提要：中国政改之所以滞后，是由于执政集团缺乏必要的内外压力。其中民众的物质主义倾向和政治麻木，是一个重要因素。关键是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教育和“民主”训练。

关键词：政改滞后 压力型、灾难性改革 国民力民主训练

近几年，海内外舆论都抱怨中国大陆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但关于滞后原因的探讨却不够深入。这里试略述一孔之见。

改革不是革命，主动权掌握在主政者手中。如果他们没有积极性，改革就决不可能启动。尤其是我国不存在居安思危、推动改革的常规政治、法律程序，属于压力型或灾难型改革模式，主政者不承受巨大压力，就不可能做改革尝试。十年动乱后进行改革，就缘于社会动荡，经济几近崩溃，招致民怨沸腾；包括高层在内的党政官员也多深受其害，不愿再重蹈覆辙；这种党内外巨大压力，才导致改革局面出现。然而，现在却远未出现类似形势。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执政党由原来的革命合法性，转换为经济合法性，政绩成为合法性显著标志。因此全党全力抓经济建设，“发展”成为“硬道理”。因而执政者对经济形势十分敏感，对经济政策的调整十分及时、卖力，确实也未发生重大失误。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多数民众生活有所提高，海内外赞扬之声不绝。经济合法性还牛得很。有人批评只搞行政改革，不搞政治改革。殊不知，行政改革主要是解决效率问题，为发展经济服务，能增强经济合法性，对老百姓也有益无害，符合各方报酬递增也即共赢法则，所以大行其道。注重“民生”，自然形成朝野共识。但须知，行政改革如无政治改革支持，就不可能彻底、高效。总之，由于经济合法性仍在，执政者内部缺乏政改动力。

有人通过问卷调查，证明政府官员也有政改积极性。但这主要是受到压抑的中下层官员；他们的政改要求也主要是官场平等竞争，而非全局性政治改革。至于中上层实权派，尤其是领导集团，及与其联系紧密的利益群体，是现有格局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本能地竭力维护现格局，总怕改革深入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不会真心实意地发起、推动政改。但为了安抚要求整改的舆论，他们也不得不许诺逐步推行民主、法治改革，提出一些大而化之的口号，却无明确政改目标和路线图、时间表，还美其名曰“渐进改革”。但人们多少年也不见“渐进”，只见“渐退”。少数有责任感的高层官员真诚呼吁政改，却往往因触犯官场“潜规则”而遭既得利益集团排斥、围剿，壮志难酬。总之，政改的权力内部压力远远不足。

政改的另一个压力，是外部体制示范效应。在极左年代，对外封闭，坐井观天，上上下下均陶醉于“最优越”的自家体制。国门一开，才知别有洞天；“老大哥”霸王别姬，更是六神无主，认为西方才是极乐世界，而从来都不曾客观理性地学习人家政体的长处。近年西方世界爆发金融危机，又使许多人“幡然悔悟”，认为还是自家制度好，无须改革。金融危机，既可能使人们理性看待资本主义局限，也可能诱发极左抬头。在我们这里，在经济、政治、文化、文艺等各领域，我们已闻到一股浓浓的怀旧、复旧火药味。而台湾动辄上街游行、议员拳脚相向的民粹式民主，也使大陆谈“民主”色变。殊不知民主不可能一步到位，人们只能在游泳中学游泳；不能怕喝水老站在岸上。但在此情势下，外部示范压力必然微弱。加之美国出于狭隘民族利益，在东亚、南亚频频搞小动作，更使决策者有了一致对外、推迟政改的充分理由。

政治改革的最终推动力，毕竟还是民众压力，因为执政者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当大多数民众强烈要求政改之时，执政者估算如果不改革将付出更大政治成本，他们就将启动政改，即使本非所愿。这符合实施成本递减原则，即改革效益比优于不改革。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这种民众压力还远未出现。多数民众还只是关心自身物质利益，关心钱袋子、菜篮子、房子、车子，希望多提工资，稳定物价；没有几个人关心政改，民主和法制。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谈政改、谈民主的多是些中老年人，青年人反倒不感兴趣。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与西方靠市场起家的中产阶级不同，他们与官方有着紧密利益勾连，许多巨商就是高官子弟。他们眼里的政改，多是减弱政府调控，无视劳工利益，大把地捞钱。知识分子又是如何呢？确实有一些有远见、有政治识见的知识分子，在热切呼唤政改。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许多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并不关注，也不研究、思考政改问题。他们同俗众一样，追名逐利，求官、求职，买房子，比车子。有些人虽然可以在课堂上、文章里，高谈阔论什么“民主”、“自由”、“人权”之类，却对身边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少有道义担当。少数弱势群体，也只有当自身利益受到直接侵害时才起而抗争，却也并无政治诉求。有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也只是局部的管制危机，而非全局性政治危机。如此形势，又怎会对政改形成巨大社会压力？群众心态，还是期望一群好领导、一个好政府；一旦利益受损，又只会暴力抗争，在 “顺民”与“暴民”两极游走。因此，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十分必要。应该让他们明白，“仁君”的恩赐“民主”承诺靠不住，“革命”也不见得带来“民主”，这已有前车之鉴。

总之，政改滞后，决非仅是少数既得利益者阻碍所致，而是源于社会各界社会心理的历史合力。如果以上简析，大体符合实际，那么，只要这些社会条件没有大变化，政改滞后就仍将继续，就仍然是干打雷不下雨，不必对“XX大”和圣君贤相上台寄予过高期望。改变政改滞后，只能创造政改条件，克服上述滞后因素，只是谴责、呼吁，无济于事。

须知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何况还可能爆发内外突发事件。在缺乏政治合法性支撑情况下，一旦经济合法性丧失，或对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就将出现严重政治危机，弄不好就会爆发“革命”，想改革而不可得，象前苏联那样。即使勉强改革，也要付出沉重代价。因此，决不能将合法性完全寄予经济增长。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政治体制的僵化，必然危及经济发展，政改滞后实乃经济灾难前导。如果上下都只关注“民生”，怠慢“民主”和“民权”，那真是危乎其危。即使对外捍卫民族利益，也需全民同仇敌忾。没有民主政改，决难有此局面，抗日时期汉奸丛生即为显例。有必要提出“国民力”概念。所谓“国民力”，是指国民认同民族传统、国家政权，并有效捍卫它们的能力。只有人民真正觉得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自己的国家，而且能有效自我组织，他们才会为国家奉献一切。这才是真正的“软实力”。有多少“敌对势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国民力” 薄弱。即使面对内忧外患，即使出现权力真空，“国民力”也能够迅速整合社会潜力，重组权力，避免国家崩溃。

目前经济形势尚好，政局基本稳定；国际局势也比较有利，应是政改大好时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旦错过时机，必将悔之不及。政治家如果真的为民族未来负责，就应当跳出私利圈子，当机立断，利用舆论优势，达成全民共识，稳步、渐进地推进政治改革。当务之急，是让民众在游泳中学游泳，对民众进行民主教育和民主训练。这是判定政治家是否真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试金石。

201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