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请宽恕我的无知和幼稚！
多年来，每每想起那个偶遇的老人，我的愧疚就会油然而生。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浅薄，当他激动万分地向我讲起那段历史时，我却始终无动于衷而又茫然地看着他，没有一丝的共鸣和迎合，我的迟疑与平静让他的激情陡然不在，之后，是再也没有说出一个字的沉默。
沉默，或许是一种更为绝望而又震撼的表达方式。
那是2005年6月中旬的一天，国际禁毒日前夕，我在缅甸北部采访当地的一支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宣布禁种罂粟一事，这支地方武装组织占据着“金三角”的核心位置，其首领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毒品王国的君主”。那天晚饭会，我到宾馆的院子里散步，在一棵大树之下，有一位穿着龙基（缅甸男人穿的裙子）的老人正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你是中国来的记者吧。”就在我走过老人的身旁时，他睁开了眼睛，主动向我打招呼。
我很诧异地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记者？”
“谁来了这里，我都知道。”老人很得意地说，随后又解释说，“这个酒店的老板是我的亲戚，我平时就住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都知道。”说着，老人喊宾馆的保安拿来一个小凳子让我坐下，之后告诉我，“这里来过好多中国记者，因为这里是‘金三角’，臭名昭著，关于它的任何报道都会吸引全世界的关注。”
“你了解‘金三角’吗？”老人反问我。
我笑了笑说，来之前看过不少资料。
“不要相信外界报道的那些，你要自己去调查了解。”老人对我说，“有好多记者，走马观花地来一趟，加上一些渲染，回去之后就写报道，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正是这样的报道，让‘金三角’越来越被妖魔化。”
老人的告诫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立即将他作为了此次的采访对象。在谈话中得知，老人是国民党的一位老兵，解放战争后败退到“金三角”，也见证和经历了“金三角”最为鼎盛和混乱的日子。一生中最让他感到哭笑不得的一件事情是，他所在的部队退到“金三角”后，曾经和这支地方武装组织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斗，但现在，他和这个地方武装组织的头目成了亲家。
“我们现在经常会聊起当年是如何攻打对方的。”老人笑着说。
在异乡他国，遇到一位曾经过打过仗的国民党老兵，让我的好奇心更为浓厚。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对他的身份的追问会让他那般敏感，这位老人猛地坐直了身子，指着我的鼻子异常愤怒地说，“你说，你们说我们不抗日，说我们是卖国贼，那么你说，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老人的指责让我一时无所适从。我努力回忆着我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我期望能搜索到一丝一缕的信息能回应他，但是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甚至连国殇墓园是怎么一回事也一无所知。
突然而至的激愤过后，是沉默。我的沉默是因为茫然，老人的沉默是因为失望。
……
虽然在当时我难以理喻老人在谈到历史时为何会如此敏感，但老人的提醒却时刻让我铭记在心，就是“不要相信外界报道的那些，你要自己去调查了解”。在“金三角”采访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我也开始努力取下“有色眼镜”去重新审视这个地方，并在我供职的《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封面文章《金三角毒枭禁毒》，从历史、政治等多个角度认真分析了这个地方的毒品生态，并大胆地指出：罂粟，只不过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农作物而已。也正是因为这个较为客观的报道，一年之后，在我再次抵达“金三角”采访的时候，这支地方武装组织的头目鲍有祥，在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情况下，依然出面接受了我的专访。甚至因为一时谈得兴起，将原本定好的15分钟的采访时间，延长到近两个小时。
后来，当我真正了解和进一步回溯那段历史之后，我才明白，老人的告诫或许还有更多的目的，就是作为一名记录者，一定要尊重和客观地反映历史。
从“金三角”采访回来后，这位老人的一举一动始终让我难以忘记，我一直想搞清楚的是，在谈到历史时，这位老人为何会如此激动。碰巧，我们的杂志在当年6月份发表了一篇我的同事黄泓采写的文章《正面描写蒋介石政府抗战书籍上市》，谈的是一本名叫《国殇》的书籍，在2005年5月悄悄摆上各地新华书店的柜台。
该书的作者张洪涛在接受我的同事采访时说，他写作此书的原因，是“国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国民党抗战的史实知之不多”。
这句话让我羞愧无比。那一年，我正好30岁。
这篇文章指出，《国殇》出版前后，正值中共中央部署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国共56年来再次握手之际，其信号意义非同凡响，引起海外媒体关注。
因为有新华社的背景，《瞭望东方周刊》的这篇报道引起了海内外的多方关注，《南方都市报》甚至以《一场“抢救记忆”的媒体运动》来评价《瞭望东方周刊》的这篇报道。
我同样是以一种懵懵懂懂的心态来阅读这篇报道，之后我又搜索了国殇墓园，得知他就在云南的腾冲。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