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来 ，深圳富士康公司”十连跳”自杀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各方人士也就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而在笔者看来，工厂自杀事件未必与特定的企业有多大关系，从近年来散见于媒体的报道来看，在打工人员聚集地区，自杀现象也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很难作简单的归因。就在5月20号，虎门南栅某文具厂一名年轻女工也纵身跳楼自杀，如果非要从一系列自杀案中寻找共性，已经有论者注意到，自杀者多为年轻人，富士康“十年跳”年纪最大者不过28岁，虎门南栅某文具厂这名女工也不过20岁，为什么年轻人要如此轻生，人们对此也有着深深的疑惑。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九名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年轻打工者尤其是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之上，在他们发起的联合呼吁中，他们将关注点放在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之上，并呼吁：反思中国发展模式“。然而，九名学者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在富士康跳楼员工中，并不都是农民工，也有入职一年的大学生。事实上，年轻人自杀频繁并不仅仅发生在厂区，近年来，大学生自杀事件也频繁传出，如果按照自杀率而论，数万人的大学校区内的自杀率甚至远远高于数十万人的富士康厂区。这表明，青年人自杀不仅未必与富士康这样的特定企业相关，甚至也未必与农民工这样的特定群体相关，而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
自杀是对生活的绝望，这里所说的生活，不仅仅是当下的生活景况，更是指对未来生活的展望。一个在别人眼里生活得极其凄惨的人，只要其本人仍对未来抱有希望，就不大可能会选择自杀。在某种意义上，自杀的发生与其说是取决于现实的生存状态，不如说是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笔者注意到，围绕富士康“十连跳”等自杀事件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将自杀同现实的生活景况相联系，并展开分析，各种归因不一而足，却鲜见深入到青年群体的主观世界中去探个究竟，而少了这样的分析，在我看来是注定不得要领的。
如果仅仅将自杀与现实的生活景况相联系，就难以回答这样的矛盾，为什么在打工者的生存景况更加恶劣的1990年代初，却鲜有打工者自杀？1990年初，笔者也曾经盲流打工，无论从工作、生活还是社会环境哪个方面来看，当时的农民工都要比现在要艰苦得多，但是，在和他们相处时，却很容易就发现脸上洋溢着的自信和满足，很不可思议，但绝对真实。与他们的朝夕相处让我理解，尽管处境糟糕，但是，相比起以前更加匮乏的生活，他们很容易适应当下的艰苦，而想到仍旧留在家乡的同伴，他们因为拥有了改变自己生活的可能而自豪，更为重要的是，当展望未来时，他们也充满了希望，在当时，大部分的农民工的想法不外是出来吃几年苦，尽量多挣点钱，然后回家成家、生儿育女，而在当时，沿海打工一个月的货币收入，就可能比内地农村一年还要多（不考虑实物，即使考虑实物价值，也相差不远），这样的梦想并非遥不可及。
然而，接下来就是十余年的工资增长的停滞，尽管近年来打工收入有相当的涨幅，但在这种有限涨幅的背后，却是新一代打工者与上代打工者本质的差别。新一代打工者没有那么惨痛的匮乏记忆，也有着更高的文化水平（这要得益于1985年开始的义务教育），因此，他们对于当下的生活景况更难以适应，而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梦想，早就不是挣钱回家生儿育女，而是有着更为斑斓多彩的想象，可是当他们展望未来时，却找不到实现梦想的可能，这种梦想和现实的落差，也就是人生目标和实现手段的断裂，一旦这种断裂无论用怎样的调适手段都无法弥补，当下的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甚至沦为了无尽的苦役，悲剧也就随之降临。
笔者相信，这一心理过程同样发生在自杀的大学生身上，同样是目标与手段的断裂，让看上去远比农民工更为优越的大学生也选择了纵身一跳。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断裂，根本尚在于有如急风暴雨的社会转型，它将同样的梦想灌输给了几乎所有正在成长的青年人，却无从给所有人提供足以实现这一梦想的手段，我的朋友石扉客先生追忆其不明生死的失踪表弟的文章“越有梦越痛苦”中，将此表达得让人撕心裂肺，在这样一篇短文的结尾，我不能对此提出什么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而是只能说，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关注青年一代的梦想与失落，关注他们的痛苦和绝望，要知道，如果说青年的未来也就是社会的未来，青年的痛苦也应是全社会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