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蟠

 

雲邊居士按：

 

本文发表于本期《新世纪周刊》（总第422号）“法眼”栏目（http://magazine.caing.com/2010-10-23/100191528.html）。

 

2010年10月26日

谁造就“官二代”？

 

萧瀚

 

官僚们的直系亲属、姻亲、旁系近亲、熟人等形成“权力—财富—特权”网络，以暗流形式遍布社会各个角落，根据权力大小，低调、直接或间接地分享权力带来的等级性特权和财富。

 

“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李启铭在大学校园醉驾肇事后发出这句“豪语”，使得“我爸爸是李刚”已经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语。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高衙内和薛蟠，也让社会再次关注所谓的“官二代”现象——通常指官员们的子女依仗父母的权力，或寻求资源特权（包括公务员入职作弊、商业垄断、信息垄断等），或仗势欺人、枉法横行。

 

“官二代”现象深植于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也深植于历史传统，即古今同构、具象有异的中国官僚政治。至少长达3000年的国史（尤其秦以来2000年），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十六字（土地“国”有制与权力等级制，前者为物质基础，后者为意识形态）构造出世界史上蔚为独特的中国官僚政治统治现象。

 

官僚政治造就了权力本位，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社会生态。在其每一次崩溃到来之前，其社会生态似乎也存在某种类似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现象：王权及其官僚制搭建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官僚集团既是代表王权的执行机构，也是与王权相生相异的利益群体本身，它拥有掠夺一切资源的暴力。未能进入官僚集团的人们，处于被掠夺地位，摆脱苦海的唯一出路就是跻身官僚集团，至少成为他们的帮凶、帮闲，官僚集团所占据的权力位置本身就属于“稀缺资源”。与官僚集团相比，人民反抗的能力通常弱小而分散，在严密的权力控制下，无法组织起与官僚集团相抗衡的力量，只能任人宰割，导致全社会普遍膜拜权力，盛行唯一的邪教：权力拜物教。

 

官僚政治下，权力对一切可掠夺的财富在上交王权的定额外，均有肆意分配的能力——这种能力未必本身属于具体执行者的权力内容，但当它发生之后，通常并没有常设的有效权力可以制约它，更没有相应的个体性私权和社会性权力能够制衡它。因此，经济史学家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认为“一个为官僚把持操纵的社会，本来没有什么法度可言，要说有，不外是有关人民对于他们的义务的规定，或有关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权利的规定罢了。”这意味着所谓的“法度”无非是官僚集团内部分赃的法度，与保护人民利益无关。

 

当古典官僚政治的宿主王有制和科举制结束之后，现当代中国虽然另换政治衣衫，官僚政治却海棠依旧。即使近30年来半市场经济的推进，促成国人民间财富的增长以及公民精神的局部以及部分普及，这种力量一来受制于官僚政治本身，二来公民社会遭官僚政治围追堵截，至少在目前还无法对官僚政治构成真正的制衡与威胁（土地私权被彻底消灭而归于官僚集团的地方不可能摆脱官僚政治）。为此，权力本位纹丝未动，其衍生的整个社会生态并无根本性改观，权力教崇拜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古代官僚政治形成了维护其存在与生长的一套伦理观念，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儒家伦理。马克斯.韦伯曾就中国古代的“家产官僚制”总结出一条基本规律：家产制下的官僚集团，也服膺家产制的资源掌控伦理，即古人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韦伯并且认为掌权的官僚群体，其投资的方向主要还在权力领域，权力本身成为财富的首要来源——所谓“升官发财”，从而形成独特的官僚经济。

 

当代官僚政治与古代官僚政治一大差异在于，古代官僚政治的总代表是基于血缘的王族，当代官僚政治的总代表则是更大范围的一个介于可确定与不可确定之间的群体。为此，当代官僚政治的权力结构在垂直效果上似乎比古代更为分散，非集聚于某个家族。同时，原先的官僚政治技术性宿主科举制也被置换为另一种门槛更低的会员制俱乐部。因此，当代官僚政治比科举制时代更没有理想和章法，但也正是这种除了物质性利益内核外缺乏真正精神内核的官僚政治，其凝聚力也就大打折扣。不过，古代官僚政治中依托于家族、熟人为核心的权力社会关系依然延续进入当代官僚政治，官僚们的直系亲属、姻亲、旁系近亲、熟人等形成“权力—财富—特权”网络，以暗流形式遍布社会各个角落，根据权力等级，低调、直接或间接地分享权力带来的相应的等级性特权与财富。

 

正是这一历史与现实的社会背景下，“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的“官二代”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以权力为核心，由血缘、姻亲、熟人等关系组织起来的“权力—财富”暗流，默默中几乎吞没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之基。不但掌权者及其分享者自认为可以法外横行，全社会也无奈接受，甚至许多人是在“热考公务员”、“流着口水骂贪官”的嫉妒中接受，李一帆相信“我爸爸”可以肆意枉法，而社会大众也认为若无意外，李刚们定能办到。但肇事者李一帆，由于年轻骄横，将一个社会普遍的潜规则以血淋淋和蛮横的方式赤裸于众，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与声讨下，虽然未必定能促成此事公正处理，至少比舆论因不知内情而无法关注提高了公正司法的概率。其实这种“李氏骄狂”于社会反倒成了虽然扭曲但产生实效的信息公开之举，真正可怕的反倒是那些低调、隐秘甚至完全悄无声息的枉法——然而，可悲的是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的常态。

 

“官二代”现象随官僚政治而生灭，官僚政治不可能自行消灭。历史的变迁未必有什么规律，一切有赖于人们的努力，在可预见未来，以私权和各类社会自治互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之健康成长或许是出路所在。

 

2010年10月21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