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企业的生存困境

2010-10-29 来源:南风窗 特约记者 李 威

      进入10月份,四季度国内经济是否探底、是否出现高通胀等等话题已备受争议,经济学家们的判断大相径庭。相比于前三个季度,第四季度的经济形势似乎更加复杂。

  周星辉并不关心这些,与浙江很多小老板一样,他正在为自己公司的生存而战,“去年公司曾关门歇业,今年终于喘了一小口气。但日子是越来越难过,说不好哪一天就熬不过去了。”

  眼下,周星辉只是觉得客户缩减、原材料涨价、人力成本飙升等等企业面临的问题集中爆发,使得他几无招架之力,“有时候就有这种可悲的念头,熬过了有生以来最苦的2009年,但可能熬不过今年。”
  
  订单争夺战

  “订单就是企业的命根子,如果今天我跑单稍有松懈,明天企业就可能被抛出市场。”周星辉这样说,他近一个月都在忙的事情是:为公司第二波生产抢夺订单。

  周星辉和妻子于1995年创办了这家机车部件公司,向金华、永康等地大大小小近10家国内电动车企业提供配件,是典型的制造型小企业。尽管盘子小,不过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已居本市同行业之首,周星辉在本地也小有名气。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电动车行业在去年初遭受重击,尽管今年开始逐渐复苏,但行业形势大不如从前,而浙江地区有无数仍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配件商,机车部件公司想保持第一季度的订单数目压力很大。

  所以,老将只得亲自出马。“公司有很多业务员,但在当下的非常时期,为了不让订单下降,我必须亲自跑客户。毕竟有很多电动车厂家最早是我接触认识的,做几年生意,都是老关系了。此外,有关价格等方面的谈判,我也能做主。”周星辉说。所以,他天天驾车往返于客户和公司之间。有时候,由于路程较远,一出去就是两三天。

  忙碌一个多月,较一季度订单数并未下降,但比往年同期仍缩减1/3,而且为了争取更多的订单,每个坐垫价格较上季度下调了10%,但周星辉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因为很多配件商接下来要直面“无米下炊”,而他的公司还能以微利勉强维持。

  虽然得到了订单,但是周星辉的公司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各种不断上涨的成本。

  周星辉一一分析,其中造成成本上升最大的一部分是原材料涨价。公司生产坐垫的原材料是一种精细化工原料,主要靠进口。自2008年开始,这种化工原料就一直在涨价,2008年每吨1万元左右(除特别注明外单位均为人民币),到2009年每吨就涨到了1.4万元左右,现在每吨1.6万元左右,3年涨幅高达60%。

  在原材料高企,坐垫价格不升反降的形势下,周星辉清醒地认识到必须以规模求利润,但他又遇到人力成本。2009年初,因无订单,周星辉曾将公司暂时关停了几个月,后来市场复苏,公司重新开张,周星辉将订单接回,但已找不到熟练工人,“用工荒”一度让他一筹莫展。最终几经波折终于又拉起了一班人马,但这时他发现,应聘者的工资要求已经上了一个档次。“比如一个熟练技工,原先月工资是1000元底薪加计件提成,后来者要求非底薪1300加计件提成不干。仅工资一项,公司每月比之前多支出近5万元。”

  此外,近两年水电煤气费也一直在涨,周星辉说:“幸亏我的厂房用地是从村委承包过来的,不然企业真要涨死了。”
  
  政策“生死线”

  除掉订单,周星辉现在最关心的就是电动车新国标的制定,他说这条政策事关公司生死,“新国标可以左右电动车行业的兴衰,甚至可以决定我们这类小配件商的生死”。

  此话并非危言耸听,2009年10月,国家曾出台“电摩新国标”,由此引起了电动车市场的年底大震荡。周星辉供货的电动车厂销量锐减,行业内一时风声鹤唳。周星辉一度陷入绝望:“由于账款收付周期,最惨的不是电动车厂,而是我们这些小配件商。当时就想,坏了,大概又要像2009年初那样关门停业了。” 幸好后来相关条文暂缓执行,行业很快恢复了正常。而且不仅仅有惊无险,周星辉的公司很快有了恢复元气的机会。

  今年3月份,国务院批准10个省份“电动车下乡”,机车部件公司的一家大客户电动车厂连续中标,订单大增。大河流水小河满,公司也跟着打了个翻身仗。尽管由此喘过气来,周星辉并没有太多的欣喜,这让他想起了慈溪县冰箱业的遭遇,慈溪以冰箱业闻名,金融危机时,全县有近40家冰箱厂。2009年初,国家推行家电下乡政策,慈溪有10家冰箱厂中标,但现在,慈溪只剩下15家冰箱厂,不到一年的时间,中标企业就将大部分冰箱厂竞争出局。“电动车下乡带来的后果应和此一样,对国家来说是好事,叫做遏制产能过剩,促进产业升级,对很多小企业来说则是灭顶之灾。”

  做了10来年的小老板,今年又经历了两次产业政策的洗礼,周星辉一肚子苦水:“很多人都说小企业与政策离得远,其实准确地说小企业就是吃政策饭的,一条产业政策真的可以让千万中小企业或生或死。”

  周星辉说,目前机车部件公司的税负较重,将各项税收加起来,企业税负率能达到6%。此外,还有不少行政性收费,所以,他非常盼望“减负”,只是,近来密集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他只受惠了一点。“只有增值税改革对我们有一些影响,但有比没有强,减一点是一点。”
  
  现金流危情

  “缺钱”一直被公认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头号大敌。如周星辉这样的公司,每次购货就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周转,但他却表示,目前企业的主要难题不是“筹资”,而是如何应付越来越吃紧的现金流。

  周星辉介绍,经过10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积累了不少资金。如果上下游业务运作正常,现有资金足够用来周转,无需向银行贷款。真正让他头疼的是现金回流越来越难,在上下游业务往来中,机车部件公司和上下游公司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账款周转关系:电动车厂一般收货3个月后给机车部件公司打货款,而机车部件公司购买原材料则必须现货现款。

  “这种模式将公司的周转空间压缩得很小,但只要按照正常运作,货进货出,付账收款,公司就不会有麻烦。怕的是产业链条的断裂,现在的情况就有些不正常,有一半的客户没有按时打款,其中大一些的客户有时会拖个一月半月才付款。小一些的客户都说电动车下乡让大电动车厂把市场抢去很多,销量差,没钱给。没现金,就没法在合理的价位订购原材料,这反过来增加了公司成本。此外,还有工人工资、水电费等等开支都需要现钱。为这事,我都急死了,现在连跑订单带催款。”周星辉说。他正祈祷不要出现三角债式的坏账,因为前不久本市一个同行出现了大笔坏账,连续几个月没钱发工资,工人们揭竿而起,最后闹到法院,公司老板被勒令限期结工资,不然就要拍卖资产。

  虽然目前在当地出现类似情况的公司很少,但周星辉认为小企业现金流的吃紧程度比表面上严重得多:“我身边很多小公司的老板赚到一笔钱,嫌制造业的利润太低,前几年开始投资房地产、炒股,现在在我们这边,外商来投资,连建工厂的地都没了,地早被老板们用以建工厂为名圈走了,实际上他们在搞房地产。房地产很需要资金支撑,加上这两年房市和股市都不好,很多人都赔了不少,他们公司的现金流能好吗?”
  
  群体性困境

  一个小企业的境况,就是一个行业甚至一个群体的缩影。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曾宪奎表示,正如上面的小企业情况,现在中小企业整体生存环境恶化,进退两难。从市场方面来看,目前中小企业从事的领域有限,业务大量雷同。而内外市场转好看起来还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以后国外政府也会对中国企业实行越来越苛刻的反倾销政策。在成本方面,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增加有目共睹,随着自然资源的日益减少,新《劳动法》的实施以及工人自身福利意识的觉醒,成本增加是必然趋势。在资金方面,由于市场疲软,竞争较以往激烈,很多小企业不得不降低利润,尽己所能投资扩产,以量求单,以量博利。而目前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很差,99%的企业都是自筹资金。由此,小企业现金流压力增大,而融资很难,一旦产业链稍有波动,很可能破产。

  “重要的是,企业要意识到,低成本、大市场的景象很难重现,企业要么固守行业,参与行业竞争,等待行业调整,要么就是转型。”曾宪奎表示,“而就项目、资金等情况来看,中小企业转型的条件并不完备。”

  对于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说,转型最难的是无项目可“转”,正如周星辉所言,满眼都是作坊式的小工厂项目,转了还是一样没出路。目前,国内钢铁、煤炭、石化等主要行业均以国企为主,民企多集中在轻工业、高科技行业。另一个是资金问题,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目前国内贷款机构以银行为主,对银行来说,中小企业业务风险高、收益少,所以这种融资环境决定了中小企业融资难。曾宪奎说:“今年上半年很多银行都开办了中小企业业务,政策压力应该是其主要动力,而且得到贷款的大多是中型企业中的佼佼者,大部分中小企业仍贷不到款。”

  为解决中小企业转型问题,曾宪奎认为,首先国家适当开放垄断行业,让中小企业进入垄断行业,或者与国企形成产业链条共同协同发展。其次放活民间金融,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让中小企业通过小额贷款公司等等途径筹集到发展的资本。目前国家已经开始从这两方面着手,如9月份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提到,“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合理流动机制,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和改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5月份颁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进一步拓宽民资进入领域,鼓励民资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社会公共事业等等领域。

  “应该说2008年以来,中央在努力为中小企业减负,有次序地调整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主要行业的关系,政策都是好政策,但能多大程度上改善中小企业的现状还有待观察。”曾宪奎表示,“很多政策还需细化,比如‘新36条’缺乏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是很强。此外,如减负、民资进入国企改革等,牵涉的利益更广泛,实施起来恐怕难度很大。”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必定二次探底。”关于原因,他如此解释,目前国外经济形势并未好转,中国的投资金融环境恶化和产能过剩两大经济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全国有很多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大量的基础建设并不能缓解产能过剩的现象,并且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产能过剩。“可以想象,刚喘过气来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又一波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