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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求诸己 – 绝版青春

发表时间：十月. 18, 2010 | 作者： 方可成 | 类别：3.管窥传媒 |

正式入行两个月来，我越来越对胡泳老师博客上的那段话产生共鸣：

布尔迪厄说：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

真切感受到新闻从业者的参差多态，近距离观察到新闻媒体自身的问题和局限性，是我这两个月来的最大收获。

这或许可以理解成一种“祛魅”的过程：尽管我认为应该继续提倡和推崇理想主义的情怀，但这种崇高的、宏大的叙事不应遮蔽媒体本身的问题，这种超越性的追求不应成为自我陶醉的资本。

促成这一过程的，还有我的同门同学57的一篇博文。他善意地表达了对我《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报人》一文中所流露出的情绪的质疑，并表达了自己对新闻教育和理想现实的看法。

对于他的批评，我心服口服。为《南方传媒研究》写作《成长》一文时，我正在参加入职培训，沉浸在一种对职业共同体的想象之中——而这种有关共同体的想象，大多都意味着对“自己人”的简单化概括，以及对“非我族类”的排斥。所以，那篇文章不仅在理性层面存在诸多漏洞，在感情层面也有不恰当之处。特别是对于我的同学们，如果那篇文章让你们产生不适，我真诚地表示歉意。

现在，我越来越感到，媒体人需要更多反求诸己的精神。新闻业之于社会的民主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字”——James Carey），也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聚集的行业，但这个行业本身和其他行业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像57所说：“我们都被卷入商业化、现代化的现实潮流之中，结构性的痛楚和普遍病态吞噬着我们。”

的确，新闻业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脱于这个社会的存在，所以这个社会的病在新闻业中也有体现。

新闻业还很容易沾染上“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恶习。作为社会的监督者，媒体往往对自身的病态却坐视不理。今年5月份，当媒体热烈报道“血汗工厂” 富士康时，郭台铭对记者说：“记者很辛苦，记者行业是血汗行业”——这是一句大实话，有几个“新闻民工”不加班？有几家新闻媒体严格遵守了劳动法？

我还知道一则真实案例：某家在业内颇受尊敬的报纸，经常为公平正义鼓与呼，然而他们自己在招聘了一批大学生之后，其文化新闻部门竟赤裸裸地提出“只要男生”，并因此改变了发放录用通知时的承诺，调整了好几个人的部门安排。当这家报纸刊登反对性别歧视的报道和评论时，其内部却发生着明显的性别歧视，且没有人在意，这实在是一件荒唐事。

媒体的这种恶习往往也在媒体人之间传染，所以，需要反求诸己的不仅仅是媒体机构，也包括每一个具体的媒体人。我们应该有情怀，但这不是资本，而是抽打我们前进的鞭子；我们致力于让这个社会变好，但我们自己首先应该成为更好的人。

http://www.fangkc.cn/2010/09/becoming-southern-journalist-of-this-era/

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报人

发表时间：九月. 1, 2010 | 作者： 方可成 | 类别：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

一

　　七月，刚从大学校园里走出的新人们入职了。来自江南塞北的男孩女孩们走进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带来了那些互不相同却又极其神似的故事。

　　一位来自西南省份的女孩回忆说，是许多年前辗转邮递至偏远小镇的那份《南方周末》在她的心里种下了理想的种子。

　　一位由实习生“转正”成为记者的新人说，她来广州实习的那一年，看见报社的霓虹灯在黑夜里闪烁，禁不住泪流满面。

　　还有一位叫舟逸的上海女孩说，她要改变大家对上海人不愿离家的偏见，她还改编了一句和自己的名字有关的古诗：“小舟从此逝，南方寄余生。”

　　我也是今年入职的新人，并不知道前辈们在入职时曾经带来怎样的故事。但我猜想：那些关于理想，关于选择的叙事是基本相同的。一年又一年，多少青春少年怀着初恋般的悸动和憧憬来到南方，仿佛在履行一份久远而虔诚的约定。

 二

 　　在今天，履行这样的约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甚至会被很多人视为冒着傻气的决定。

　　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毕业于北大新闻学院。去年年初，本科同学聚会，我发现参加工作了的同学几乎有一大半都在房地产公司干活，于是我写了一篇博客文章，名为《新闻学院为什么变成了“房地产学院”？》。

　　不出预料，一年半后，当我研究生毕业时，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宿舍的4位同学中，就有2人加入了背景雄厚的保利地产。看得出来，这家房地产公司对我的院友们入职后的表现相当满意，而我的师弟师妹们也将继续对这家房地产公司怀抱极大的热情。保利地产在北大新闻学院开设专场招聘会已经成为惯例，今后，各家房地产公司也将继续从新闻学院吸纳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并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

　　毫无疑问，这是新闻学院的失败。但我们却无法苛责新闻学院，因为房地产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势的逻辑，而谈论理想主义却沦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冷笑话。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这就是事实，谁都无法遮蔽的客观事实。

　　记得在南方报业的新人入职培训上，杨兴峰社长兴致勃勃地讲起“双百亿”计划——资产超百亿，业务收入超百亿。他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资产超百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主要归功于即将竣工的南方传媒大厦，以及在南海买下的一大块地，还有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四层楼。

　　台下，作为新员工的我悲喜交集——喜的是，我的东家有钱了，我的腰杆似乎也能挺得更直些；悲的是，这些钱不是靠写新闻、卖报纸赚出来的，而是靠买地盖楼迅速聚集的。集团一家主要报纸几百人辛辛苦苦工作一年挣得的利润，不过刚刚抵得上一栋楼的年租金，这样的时代逻辑怎能不让人产生幻灭感？

　　荒诞也罢，合理也好，时代的逻辑是个人无力扭转的。不过，谁说时代的逻辑就是唯一的真理？当大部分人选择遵从时代的逻辑时，我们依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选择新的可能性。

　　于我个人而言，选择南方即意味着在这个以金钱、地位，以及所谓的“成功”为单一价值取向的乏味年代里试验一种可能性：我们究竟可不可以遵从内心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人生？可不可以拥有一种更为超越性的情怀并且脚踏实地地去将它实现？可不可以骄傲地对时代的枷锁和命运的羁绊说“我是自由的”？

三

 　　杨兴峰社长说，南方报业的目标是实现新闻理想和产业抱负的比翼齐飞。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目标是识时务而又得体的。不过，新闻理想和产业抱负之间存在相当的张力，这样的张力是会让南方报业走向新的高度，还是会撕裂它？这或许是接下来的几年中考验这家中国最富盛名的报业集团的主要问题。

　　如果说“比翼齐飞”是庞大的南方报业集团在时代逻辑下发挥自身想象力做出的选择的话，那么每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南方人也应该张开双翼——一边叫理想，叫情怀，另一边叫技术。

　　是的，要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人，在谈论情怀之外，更需要学习技术。

　　在宣传要求长期遮蔽新闻价值的历史背景下，在新闻操作仍在摸索、新闻伦理仍在探讨的现实中，技术就是拥抱新闻专业主义。只有专业主义才能帮助我们迅速成长，并最大限度地免于伤害。

　　在新兴的媒体科技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时，技术就是擅用新媒体。虽然南方报业是在纸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媒集团，但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并不是我们的敌人。新媒体也许带走了发行量，带走了广告额，但它同时也给新闻创造了新的平台，新的手段，以及新的机会。

四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这一批57位南方人回首往事的时候，不知还会有多少人能够想起那些激荡着理想情怀的青春故事，不知那个叫舟逸的女孩是否会真的仍然航行在南方的大江大海里。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相对于那些日后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今天，因为此刻，我们开始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人。

　　这个时代也许并不伟大，甚至比较猥琐；这个时代的逻辑有些荒谬，它让人无奈，但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

　　在我们面前，未来正缓缓铺展开来。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人，我们迈出了第一步。

（载《南方传媒研究》第25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8月，此为原稿，刊出时有删改，以刊出稿为准。）

http://5775.blogbus.com/logs/75075805.html

五七报告

我以为理想有很多样子

2010-09-16

分类：乱弹棉花

　　拜读无可同学的文章《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报人》，感慨良多。我最佩服他的地方在于，少有人能这样坚持坚定并最终如愿，这既是他持续努力的结果，也是这个社会里为数不多的幸运。作为一名新闻逃兵，我其实最没有立场发言，但当我身边的许多人也都为其笔锋所涉，我便强烈地觉得有必要做一些澄清，在笼统的批判之外补充其他血肉。特别指出的是，本文与正在豆瓣上进行的诸多新闻业务之争并无关联。

　　毕业去向在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进入媒体就是实践理想？选择其它就是附和潮流？在我看来，职业选择只是一个浅层的表象，并不足以衡量新闻教育成功与否，何况学院里还有广告、编辑出版、媒介经营管理等其他专业和方向。

　　大家独立选择并承担责任，对自己的处境保持清醒，没有盲目的悲观或乐观，这是每个人不同的救赎。

　　至于说理想主义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冷笑话”，我倒认为这是十分主观的判断。这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没有理想？只是他们拥有最少的社会资本去和潮流博弈，光凭“理想”二字很难全身而退，便只能在夹缝中走进一条妥帖、安全的路。我也目睹过无可在途中的犹豫与复杂心境，正是这些焦虑与痛苦鞭策我们，穿过现实、幼稚甚至错误的经历，去索求各自内心深处的召唤。

　　真正无法遮蔽的事实是我们都被卷入商业化、现代化的现实潮流之中，结构性的痛楚和普遍病态吞噬着我们。比如南方报业的“双百亿计划”，它也从未脱离体制——这个政治的经济的庞大系统。就目前的媒体生态而言，南方能提供业界少有的薪酬与话语权，这是一个正确、现实、让人羡慕的决定，而未必具有纯粹的超越性。强势逻辑之下的个人姿态不仅只有胜败那么简单，所谓“勇敢者”未必不是与体制的默契，而“失败者”也有可能在日常生活的各处发动对体制的游击与奇袭。

　　此时的选择其实无所谓聪明或愚笨，它只是一个选择而已，是年轻人进入社会的千万种方式之一。

　　最一般的状况，你会变成你曾经无视的人，毫无光彩地每天走过同样的街；最坏的情况，你变成了你曾经讨厌的人，眼睛长在脑袋上脑袋长在屁股里。即便是这样，在最无望的处境里，你我仍可“扮演”那些曾经被指控为坏人的人，体验它，成为它，用最切身的换位思考来获知：曾经简单的一句道德判断是否还能脱口而出？人与人之间的恶意是否真的不可救？从恶到善从坏到好的转变又到底如何可能？柴静说得好：“当你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真实的人性有无限的可能”。

　　无可也曾撰文阐释过北大的哭脸，而我理解中北大的哭泣不只有“那极小的一小撮”才能懂得，北大人不能永远在化约对这个国家的观察，他们对社会的进入才是抹泪前行的开始。好坏只是一句话，难易还得用双手双脚来丈量。只有这样，北大的哭脸才能在历史的落寞和现实的塌陷中挺立，她的哭泣也才有了比悲情更丰富的当代意义。

　　当然，有人是先锋是曙光，但英雄未及之处未必就是洪荒。理想不易，那是我们共同的深渊，生活不语，平淡是它最好的修辞。

　　我丝毫不怀疑无可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并不必然向死而生，它不是壮举不是牺牲不是蒙难，也不会因为真实或想象性的迫害而具有天然的优越感。它是个中性词，最浅白地宣告着我们的爱与热爱。要说谁的理想更高级，那是另外一种专制。因为理想并不排他，实践它的方式应该包括更多琐碎的、日常的担当。格子间里庸庸碌碌的沉默不代表没有爱憎，不是必须要懂得这个语汇才能带来美好的立场。

　　无可的成功不等于新闻教育的成功，他具有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信念和判断力，而我们的“失败”也不代表北大新院的失败，我相信大多数同窗都在自己选择的智慧的实践的静默的路上释放着他们的善意。

　　说到底，我们都只是这个魔幻现实主义国度中的一员，他有他的镣铐我有我的微茫，不自由是我们共同的起点，不解与不服是我们同样的力量。粗鄙一点，大家都是谋生，深究一下，每个人都在探索自己生命的可能性。我们只是不同而已。

　　而我理解的作为一门专业的新闻学的价值，即是发言与对话的意义，和自己、和他人、和这个我们奋力理解却永远无法在理解中抵达的社会。

    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只是迈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