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曙松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11-9
9:50: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37 期 9
版“经济学”文章之一。　　 　　

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金融货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亚洲金融发展面临新的环境，经济发展需要克服一系列挑战。

金融发展环境新变化

国际经济环境：G3经济体缓慢复苏、全球增长格局分化。

　　后危机时期亚洲所面临的第一个常态化环境是，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分布将出现重大改变。美、欧、日（G3）经济体的经济缓慢、浅度和曲折复苏。2009年，美国GDP增速2.4%，欧洲4.8%，印度7.3%，中国8.7%。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亚洲，尤其是向亚洲新兴经济体转移。这个模式至少会持续到下一个五年，世界经济格局将由此改变。

　　从美国最新的数据来看，零售数据显示，美国的消费规模正逐渐接近危机前的水平；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数和产能利用率则显示，工业部门的状况远远低于危机之前，因此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和调整或将持续更长的时间，这将对美国持续的经济复苏形成压力。

　　同时，IMF的一项最新研究也表明，未来这三大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只维持在危机前2/3的水平。这意味着，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将面临重大转换，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体将在全球增长格局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更为重要的一个变化体现于亚洲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方面。由于这次危机是从发达经济体开始的，因此亚洲输往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流量骤然降低。相反，亚洲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将得以加强。未来发展中国家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将急剧增加，在全球贸易新格局中，亚洲区域内贸易将逐步成为核心组成部分。

　　国际金融环境：流动性过剩和低利率环境成为常态化主题。

　　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遏制经济走向更大的衰退。为了应对危机，大量货币发行和低利率成为央行的备选工具。其中，美国的利率调整政策引领了全球降息风潮。

　　然而，到目前为止，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进程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未来发达国家经济的结构性放缓渐成趋势。因此，为了减小经济下行周期带来的冲击，美、欧、日央行的货币政策将被迫由危机应对时期的“紧急政策”不断走向常态化。预计在未来几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码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大幅度收缩流动性、实质性地退出现有宽松政策的可能性也不大。美国和日本已经宣布，在未来两年，将继续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虽然强调主动退出，但是在债务危机得到明显改善之前，其主动退出的空间相当有限。

　　因此，未来几年，美、欧、日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属小概率事件，利率有可能在1%左右维持数年，超低资金成本和超宽松流动性环境，将成为国际金融环境的常态。

　　国际货币环境：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漂移将在中长期内持续。

　　本轮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一直保持相对强劲走势，然而后危机时期，这种格局正逐步发生变化。未来我们将很难看到一国主权货币在国际货币领域保持绝对的主宰地位，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将发生较为频繁的波动，而且强弱格局也将发生明显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将逐步发挥更大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美元仍然是国际储备货币中最可靠的货币，但是我们也发现，金融危机以来，美元的两次反弹发生在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然而随着市场形势趋于稳定，美元的这种“避风港效应”将逐步消失。未来美国的财政与经常账户双重赤字以及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都会对美元的强势形成重要压力。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则反映出，欧元作为一个最优货币区的货币也具有明显的缺陷。随着欧元区大规模的财政削减，中长期内欧洲经济的增长节奏将有所弱化，因此，欧元中期走强的可能性也不大，未来欧元区经济和欧元本身将经历一个艰难的调整时期。

亚洲经济面临挑战

挑战之一：考虑如何增加国内需求，减少对外需的依赖。

　　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亚洲的增长模式仍然是出口主导，那么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放缓的情况下，亚洲必须重新思考如何转换到以内需驱动的模式上来，才能使经济增长更为平衡和可持续。

　　因此，从中期来看，亚洲众多国家面临的重大政策挑战是，如何增加国内需求，使其成为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度。这也将有助于进一步解决全球发展的失衡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亚洲众多国家而言，全球经济衰退已凸显了过度依赖出口给一国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可持续性。目前，出口在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平均比例超过40%。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速度相对迟缓，同时其需求在一段时期内也无法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因此亚洲地区若要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就必须拓展国内需求，扭转外部需求不足的不利局面。迄今为止，亚洲各经济体的国内私人需求已大大促进了其经济复苏，但要继续保持这种发展势头，各国还必须从政策上加以扶持。这些政策措施可能包括：刺激消费，保持或增加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等。目前亚洲地区很多国家已采取措施，在发展金融业的同时改善和扩大社会服务业，这将有助于刺激其国内需求。此外，汇率的灵活性加大将有助于刺激个人消费，使投资重新转向国内经济行业，这也与上述一揽子政策相吻合。

　　挑战之二：考虑如何承受更高的通胀率以及防止资产泡沫。

　　随着我们逐步进入一个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低利率时期，在没有新技术革命、新产业带动的经济复苏之前，我们需要对通货膨胀率目标和资产泡沫风险进行客观评价。在低利率条件下，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其实还面临着货币升值的预期，这样一来，部分农产品、工业品，尤其是资产市场势必成为吸收流动性的渠道。这一变化会影响到包括国内利率、汇率政策等诸多方面的调整。而且全球经济进入低利率时期之后，利率调整的空间和余地将不会太大。因此，在低利率、低资金成本的环境下，必须抑制投资冲动和资产泡沫，或者需要考虑承受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环境下，农产品价格上涨将渐成趋势。预计下一个十年，亚洲国家快速推进城市化和收入上升过程，将进一步加深全球范围内农产品供求结构的不平衡，不仅总量会出现明显缺口，而且个别品种如大米等将出现失衡。大致判断，当规模庞大的中国、印度人开始脱离农地的时候，全球将遭遇一次比工业品更强劲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加之流动性过剩的货币环境，农产品价格上涨将进入多发期，甚至渐成常态化趋势。这对于中国及亚洲其他新兴市场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将构成一系列冲击。

　　挑战之三：考虑解决主要货币汇率波动情况下的“三元悖论”。

　　G3
经济体的结构性放缓将会使之在更长时期内保持低利率政策，加之主要储备货币的波动，这会导致国际资本甚至热钱大量流向亚洲新兴经济体。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亚洲地区的经济基本面优于其他地区，资本流入的步伐可能会加快，那么净资本大量流入再加上经常账户盈余，将对亚洲货币造成显著的升值压力，从而引发所谓的“三元悖论”问题。也就是说，在资本账户缺乏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如果要阻止货币升值的话，亚洲各央行最终可能不得不维持过长时间低利率政策，然而这也将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创造理想的环境。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巴曙松 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