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凯里·布朗(Kerry Brown)的文章，谈中国的危机与政改。布朗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历史政治科主任。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Andrew Nathan与Robert Ross在九零年代出版着作《长城与空城》（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源自于中国一则寓言。
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君主的城池即将遭致攻击，他认为要保住这座城，只能让门户大开，然后放出风声，让敌军知道城里已空无一物，他们大可长驱直入，但敌人怀疑这只是诱敌计谋，而城里另有埋伏，于是决定撤兵，故君主成功保卫这座空城。
今日外界许多人依据中国种种经济资料，认为财富增加不只带来金钱，更与权力相关，毕竟这个国家每年经济成长率超过10%，如今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最大外汇存底、是全球最大能源出口国及消费国，当然也就掌握庞大地缘政治力量？
但倘若走进城门看看，在这些经济数据背后，却有两点令人起疑。
第一是中国为内部安全所投入的经费规模，官方预算书中，中国在2009年的国防经费约800亿美元（美国及其他国家认为实际数字远高于此），而内部安全相关预算亦高达750亿美元。
无论是巩固新疆及西藏局势、维护各省治安及因应社会骚动，都需要中央政府编列大笔预算，若离开上海或北京等大城，社会动荡及暴力事件其实时有所闻，例如笔者最近前往西安，便见到路旁巨大标志写着“请愿受理处”，想必当地及邻近地区应是民怨四起，才需要整条街处理这项问题。
第二项问题根源在于菁英领袖说话方式，政治局成员及地方干部公开发言时，总是在粉饰太平，他们过去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的官员一样，都活在如同乌托邦的世界里，认为情况总会改善、收成会愈来愈多，马克思主义（或称具中国特质的社会主义）许诺的人间天堂必将实现（虽然那一天不断推迟）。
尽管这些领袖不断遮掩，依然有问题逐渐浮现，连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在八月于深圳表示，若无政治改革，共产党执政时间已去日无多。
中国政府亦于今年发表报告，承认贪污、社会纠纷与不平等已形成严重问题，恐将危及中国荣景，基层官员态度更直言，不明白为何外界对中国崛起如此紧张，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想该如何抉择，才能让经济成长更加平衡。
对于中国与邻国及美国往来时，态度愈来愈强硬，世界各国都感到焦虑，但中国现任政府的焦点却非“和平崛起”，亦不是如何建立更好的全球环境，而是着重于内部“和谐发展”，中国由外看似强盛，内部却像是潜藏种种环境问题、社会失衡与族群对立的地雷区。
前往中国各地，都必定会察觉环境问题，大城市出现在几乎不曾降雨的华北平原，北京愈来愈像人工制造的庞大寄生怪物，以来自东北高速公路的运煤卡车为食，也吸干附近河北省用水；上海居民超过2000万，也对邻近地区造成极大负担，虽然政府为平衡国内各地人口，在沿岸兴建诸多大城市，理论上很合理，但这些城市却愈来愈常受恶劣气候所苦。
面对环境挑战，中国有何因应之道？在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变迁高峰会上，各国官员聚焦于已开发国家的环境问题，强调已开发国家必须负起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中国官员态度强硬，但不愿订定目标，坚持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得带头改善现况。
然而今年夏天，甘肃省发生水灾，北部及东北部又遭遇高温及长旱，证明清华大学经济学家及政府顾问胡鞍钢所言不假，全球气候变迁主要受害者为开发中国家居民，中国民众也会受到影响，这种现实迫使中国政府必须改变，自明年实施的五年计划也将订定节能目标及其他措施。
相较于环境变化的压力似乎势不可挡，政治变革前景却仍不明。
早自七零年代，共产党领导阶层便已意识到，必须从根本调整国家权力及行政结构，故自1978年起，共产党便承诺要清楚划分党政双方。
另一方面，共党亦想建立法治，逐渐迈向独立司法体系，也在民间社会创造庞大灰色地带，让非政府组织至少能够运作（尽管仍缺乏合法地位及保障），虽然创新有其风险，已不再是禁忌，甚至有人提议在特别经济区旁设立特别政治区，以试验新构念是否能成功。
但中国领导人可能高估手中拥有的时间，因为快速崛起也衍生出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比预期更快，让九零年代末期预测的理想数字，如今也看来保守，讽刺的是，过往中国领导人总遭人批评太过乐观，事后看来却太过保守，对比1999年的预估数据，2010年的中国已经超前十年。
共党领袖原以为自己还有二、三十年时间可从事经济改革，之后才需触及政治改革，但因为经济非常成功，让政府改革脚步也得加快。
最快在2020年时，中国就将成为中级所得国家，虽然社会乐见这种转变，但到了这个阶段，国内企业或政治菁英也将开始出现重大歧异，以前苏联国家经历的颜色革命为例，律师及民间团体会开始带动社会向前，国内也将慢慢出现真正的政治反对势力。
至今共党均采取旧有方式面对问题，压制所有异议团体，律师高智晟先前失踪，后曾短暂现身，结果又再度噤声，反映出中国言论箝制相当严重。
一切也并非只有坏消息，共党在某些议题上已有改变，公布更多政府资讯，也审慎试验某些形式的地方选举，但在民间团体合法性、司法独立、乡镇以上层次选举、中央与地方财政结构等重大议题方面，菁英阶层显然尚无共识。
中国政府的问题在于，官员认定只要改革任一议题，其他议题也必须同时处理，这种零和态度提高犯错风险，且政治局及菁英人士又向来保守谨慎，要他们大胆尝试改革更加困难，故领导阶层似乎开始忍耐现况，期望国家能继续向前，直到适当时刻出现，再一次进行所有必要改革。
这种策略在理论上当然可行，但未来若要实行经济改革，强化司法机构、增加民间社会活动及扩大人民参与都是必要条件。
政府还能阻挡各项要求多久，目前无从得知，社会已涌现诸多不满，部分人士估计，中国内部每年大规模抗争高达九万次，今年许多学校出现多起命案，亦反映社会愤怒与不平，且自2005年以来，中国已累积1200万件个人请愿案，法院已淹没在各种民事诉讼中。
中国若能顺利转型，便几乎笃定能与美国一同主导这个世纪，可是其中变数仍多，若领导人处理转型问题不当，引发巨大民怨及愤怒，反作用力也将殃及他国。
中国当然能庆祝各项成功经验，但也必须正视现实，尽速处理横亘在面前的种种复杂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