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6四民运学生领袖的质疑与诘难不被一些民主倡导者所理解，尽管我在提倡民主时大多能赢得他们的赞同。不理解，就要反对，我在写6四纪念文章之初就早已意料到了，故而我用了“敏感带”来比喻所选择的角度与话题，6四值不值得纪念？这丝毫不用讨论，执政党认为值得，但不允许讨论，民主派也认为值得，但只允许歌颂，或者咒骂与谴责。歌颂是民主英雄与领袖的，咒骂与谴责是当局的。

我不会歌颂受害者，尽管那是中国文化的常态。

歌颂受害者起于奴性文化，作为奴隶的世界观，可以用一种决然的方式向主人证明自己的忠诚，那就是为主人的利益受到伤害，伤害越深，证明奴隶越忠诚，主人越是要用爱护与关怀来回报奴隶的忠诚；在主人失德时，比如不用忠诚与关怀来回报奴隶时，奴隶就有了造反的理由，就正义在握，有希望把主人打翻成为新时代的奴隶，而奴隶革命成功可以做主人。

歌颂受害者成为一种文化心态，还会进一步异化，导致一种道德执照。

什么是道德执照？在西方，道德执照只是偶然现象，而在中国，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式道德的推理常态。道德执照分两种，一种是损人执照，一种是正已执照。损人执照的获得是因为作用对象失去了道德保护，比如一个人丧心病狂，在中国文化中，莫过于杀父拭母罢，一个人灭其父母，罪大恶极，那么，这个人就失去了道德保护，其他人就获得了损人执照。而正已执照呢？就是当受害者，比如一个被社会抛弃，施加不公正待遇，他就会得到普遍同情，不仅如此，他也得到了正已执照，他的行为已然不受一般道德约束，某种程度上为所欲为仍然可以得到社会的允许。

中国的损人执照是如何用的呢？执政党上台，把所有的地主、资本家、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精英定为地富反坏右，中国全社会得到了损人执照，可以对地富反坏右为所欲为，他们丧失了基本的人权与道德保护，人性的一切丑恶，强奸、杀人、放火、与恶毒，只要是对着地富反坏右进行的，不但无罪，还有功。行为人基本上不会产生道德上的负罪感，反而产生报复成功的成就感。

民主派把嘴一瘪，哈，那关我什么事呀？不，民主派仍然逃不了经常性地使用损人执照，因为那是一种文化常态。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局有意淡化6四流血事件，对于民主运动领袖们来说，这已然产生社会不公，当局成为恶人，丧失了道德保护，民主领袖就获得了对当局撒谎造谣的权力，比如柴玲在逃跑的路途上都不甘寂寞，要告诉人们“天安门广场屠杀”的“真相”。然而，柴玲尽管是最后才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她却几乎完全不知道天安门广场最后发生了什么。这并不让她产生任何疑虑，因为有着损人道德执照，她不用担心人们对她造谣的指责，相反，比如寻正骂她造谣，更有可能被贴上不同情民主领袖、不分是非、甚至是当局帮凶的标签！

中国的正已道德执照是如何用的呢？那就是受害者心态，奴隶在为主人做出重大牺牲后没有获得回报，就有了造反为所欲为的基础。中国人造反不是寻求正义，而是寻求报复，历朝历代造反者都扮演受害者，为自己异于平常社会道德的行为开托。替天行道者，都是把自己受害人的脸谱摆足了才挂出来的。为富必不仁，中国人穷，一定是受到别人的剥削，因此，穷人总是天生的正义群体，所以中国的政治术语中“为民请命”就代表了道德的致高点，“当官要为民作主”，这里的“民”，就是贫民，相对经济政治资源少的那一个，而不是所有的民众。当学生领袖口出狂言，代表中国民族的时候，他们是自动把李朋鸟呀、邓小平呀等人排除在外的，有权有势的都不代表了，只代表穷人。

6四国难，民主运动由于代表着中国所有民主权利受侵害的人，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尤其是针对此前侵害这些人民主权利的人来说，更是没有道德禁忌。由于被撒谎了，所以可以撒谎，由于被攻击了，所以可以攻击，由于被隐瞒了，所以可以造谣谩骂，由于被剥脱了市民权利，所以可以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

民主运动要造成更大的轰动与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那就是制造更多的更严重的受害人群体，于是学生领袖发动了广场绝食。在绝食者的概念中，那就是他们在承受不民主的苦难，在承受当局制造的灾难，也在道德上把他们推上极致，跟历史上封建王朝中经常出现的尸谏死谏是一样的，当他们为主人承担了无尽的灾难以后，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是受害者。

天安门广场上的受害者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在绝食，当然，忍不住的时候喝点水是允许，喝水允许了，当然喝汤也可以，喝汤都可以，那吃一两块面包也情有可愿。李朋鸟说中秧派人观察，结果游行着悼念胡耀邦的学生们嘻啥打笑，不成体统，当然，作为爱国学生，也无可厚非。吾尔开希作为亲临战斗第一线的领导人，绝食绝出了心脏病，拖着吊瓶来跟中国总理对话，声音大点，激动点，无伤大义大雅。这些事情都做下来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指责柴玲呢？她在高自联讨论广场未来战略计划时，已然处于劣势，刘刚不是说他都把人的工作做通了么，柴玲作为总指挥，在高自联丧失了决议，为什么不可以临场发挥发动群众呢？

Integrity——因特割锐题，方舟子留学美国十年都翻译不出来，还能指望当时还没留学的柴玲有么？柴玲在危机中奋起，在撤退中走在第一排，然后又历经磨难才逃至外国，连婚姻都为民主运动舍弃了，这么一个受害者，英雄，我们为什么还要说三道四呢？都21年过去了，为什么不去谴责政府而一味地追讨柴玲呢？

为什么我要在纪念6四的时候追讨柴玲？因为我看到危机，民主运动的危机。杨恒均说现代专制体制有70年之痒，中国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让局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民主运动的机遇随时可以产生，但我看不到希望，起码在民主派当中我看不到希望。中国如果再一次发生6四运动，中国将再一次重复6四的轨迹，没有敢于担当、政治清明的领袖，而更多柴玲式的民主投机者蓄势待发。我为什么不批判柴玲？我每一次批判，将来参与运动的人就多一分警觉，起码不象以前那么盲信与狂热。这就是我为什么执着地批判柴玲。

我不管别人对我6四的立场持什么样的看法，为虎作伥也好，是非不分也好，哗众取宠也好，我要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那就是不受道德执照的限制。有的人说，哎呀，别人能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奋起为民主代言，领导群英，有点幼稚与瑕疵又算什么呢？难道你敢保证做得更好？我当然不敢保证做得更好，说不定我自己在清场前三天就溜了。但那又说明了什么？自己如果出乖露丑，就不应当批判？

批判的意义在于学习，并不因为自己更懦弱就判定当时不需要勇敢与敢于担当的人士做领袖。请回避我的批判或者因为我批判而将我划为敌对阵营的人记清楚了，寻正的原则是，敌人要骂，自己人更要骂，丑行暴露在阳光下，我们才可以追求堂堂正正的生活，这，才是民主的基础。

执着于为柴玲辩护、说情、或者声讨我的，可以休矣。柴玲即使是黄毛丫头，21年过去，也已经是而立之年了，致今仍然以民主领袖自居，对自己的错失从来狡辩到底，还猪八戒演舞，倒打一耙，起诉《天安门》制作组揭露她的不端行为。当年幼稚，故而可以原谅，这种幼稚的言论实在是不必要了。原谅的基础是道歉与请求原谅，这样的基础从来都不存在，因此心存两张道德执照随时打悲情牌的人，可以开始请求他人原谅自己的无理与无知了。

6四本来就是失败的民主运动，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学习，它最后一点社会价值都消失了。习惯于歌功颂德与咒骂怨恨的精英们，在愚蠢发生21年后仍然愚蠢，你们对得起那一滩滩本不该发生的血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