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 萧功秦

中国模式不可能简单地被不具备同样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的其他国家复制，也不可能被简单仿效。

中国模式源于特定的历史路径

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来说，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自然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由于历史路径不同，文化传统与政治生态不同，它区别于东欧模式、南欧模式、拉美模式、更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模式，它并非人们按某种理念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的中国集体经验，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历史产物。

更具体地说，首先，改革开放实践中，执政党保留着强势的执政资源，其次，社会领域中的个人，地方与企业又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竞争的自主性。第三，国家的力量使社会发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社会自主发育受到国家有力的督导与管控。久而久之，改革三十年后的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特殊的“强国家— 弱社会”关系结构。(这里指的强弱是指这两者的相对关系而言，并非指国家具有无限的能力。)这种结构在政治社会学上，也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型的威权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种在不断适应环境的“试错反弹”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模式，为什么在经济上有突出的效绩?从强国家模式的结构上来考察：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国家一方面允许社会中的个人、企业与地方等微观细胞具有了追求自身利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利用全能主义时代形成的动员能力，来整合资源，通过资源与人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大公司”，让各个省、地方成为各有自身利益的子公司，有学者称这种结构是“行政联邦主义”，也是这个意思，这种中国模式，在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下，在外向经济中发挥了竞争优势。尤其是，在西方各国与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民粹主义——福利主义”困境的条件下，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恰恰具有“权威整合——个体竞争”的集群优势。

如果了解了中国模式形成的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例如，继承了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资源遗产，来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动员)那么就可以理解，它不可能简单地被不具备同样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的其他国家复制，也不可能被简单仿效。中国的强势国家承续了革命国家的强力机器，用以保证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的有效管控，这更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国家难以仿效的。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国模式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认为其他国家可以如法炮制中国模式，是一种肤浅的皮相之论。

有人认为德国模式比中国模式优越，这完全可能。但这样的比较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两者完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德国模式也以德国特有的的文化与传统为条件，并由其特殊的历史路径而形成。德国的国力与富裕程度，使国家在保障社会福利方面有更多的资源与条件可以运用。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脱离本土条件去仿效外国再好的模式，也只能是东施效颦。

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虽然在发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中国模式有五大困境。

“腐败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社会对于国家制衡能力就相对弱化。官僚腐败与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反法制的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在某些官员权力范围内，社会反弹往往被解释为不稳定因素来予以抑制。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管控的“强国家体制”来抑制社会对他们的抗议与反弹，久而久之，腐败治理就发生许多问题。

“国富民穷困境”。国家官员或机构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相结合，利用政府强大的税收能力，从社会中汲取资源，而社会本身对国家财富集中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有病困境”。在体制内有一种强有力的观念，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与决策)的特点，使社会上对“国进民退”风潮产生忧虑。“国有病”的最大的隐性负效应，是自身效率递减与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性，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无须激发创新意识与提高效率，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炒房”而从社会获得巨利，一方面是“大众勤劳不致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挣钱越来越难。

“两极分化困境”。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社会利益多元化不能通过公民社会来调节。行政官僚“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

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强势国家可以利用督导性国家的强势资源，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以“花钱买稳定”的方式，来抑制矛盾，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得短期效果。然而，由于弱社会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多元整合”机制，来帮助国家解决各种矛盾，矛盾可以延迟爆发，但不会消解，只会不断积累。一旦再次爆发，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同样的办法来“摆平”问题，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一种路径依赖与恶性循环。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的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来个总发泄，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

发展“多元整合”，舍此中国没有其他道路

我认为，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那就是我所谓的“多元整合”，即让公民社会来帮助国家维持社会稳定，用以化解社会矛盾、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这种“多元整合”包括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公民社会形成的文化与人才将有利于社会的下一步的民主转型。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民主政治。这是中国模式最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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