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将近凌晨，郑渊洁发了一条寻人微博，缘起是15年前他收到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章懿哲的来信，作为童话大王的他总共收到了十余万封这样的读者来信，然后他随机地抽出了这封信，只是做一个测试：微博是否真的无所不能。

结果，几乎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在半小时左右，这个人就被找到了。郑渊洁原来猜测的是，“预计能用一个月找到就不错了”。

虽然这样的奇迹也有偶然性因素，但无疑在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个世界已经因网络而发生巨变，它所散发出的能量惊人，而微博正成为一个人际交流和民意反馈的利器，改变着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规则和限制。

最近发生的宜黄拆迁事件、河北大学撞人事件越来越密集地揭示了微博这样的网络应用已经不仅会在私人领域发挥“无所不能”的作用，还会在公共政治生活上影响社会，“第五权力”的身影已经悄然成型。

当然，网络的应用不止于微博。2010年9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开通了“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看来，这更是将中国式网络政治发展推向了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有效互动的新阶段。

微博浪潮

更多的网络互动并不直接发生在民众与公权力机构之间，而是网民与网民的交流与传播，最终影响公权力机构的决策与行动。不过，引起广泛关注的案子通常也与公权力机构相关，尽管这些机构还不太习惯在网络上与公众面对面。

最近一起被称为“女厕攻防战”的微博直播，几乎成为今年国内微博最吸引眼球、威力显现最突出、影响最始料未及的标志性事件。

今年9月10日，江西宜黄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到钟如九家就拆迁问题做工作，结果引发钟母等人“自焚”，导致两人严重烧伤、一人死亡。一开始，这样相对平常的案件虽然有所报道，但并未引起强烈的关注，直到微博的介入。

9月16日，自焚者家属钟如九姐妹欲赴京接受媒体采访，在机场被时任县委书记邱建国等工作人员劝堵，最后躲进厕所。有媒体记者根据钟如九打来的电话和拍摄的手机图片，以“女厕攻防战”为题进行了持续40分钟的微博直播，直至两姐妹离开机场。这次直播引发大量“脖友”“围观”，使宜黄事件在网上急剧升温，大批记者、学者、律师、其他拆迁户和网民纷纷转发、回复，声援钟如九，声讨围堵行为。

钟如九发现“围观也是力量”后，于9月17日开通微博，至今共发200多条微博，粉丝3万多人。第二次“直播”在钟如九微博粉丝的不断转发下，网上放大效应凸显，并加速了宜黄事件责任处置。9月18日，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10月10日两人被宣布免职。这是国务院今年5月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后，第一起集中问责地方相关干部的拆迁事件。

也不是每件事，网络的介入都会带来令人欣慰的结果。日前，河北大学撞人事件则进入了一个讳莫如深的层面，虽然李启铭“我爸是李刚”的言论已经传遍了网络。而且这一次，不单是普通网民介入，像知名记者王克勤也积极通过微博方式传递第一手信息，甚至引导传统媒体的报道。

不过，无论舆论对于死难者有多大的同情，维权律师如何愿意积极协助，最终还是得尊重当事人家属的意见，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张凯在博客上透露，该案日前私下和解。而该案是如何解决的，外界无从得知，律师随后也被告知解除合同。

不独此案如此，因它牵连，知名人士方舟子微博曾披露了对河北大学校长疑似抄袭的质疑，虽然多家媒体的跟进，不过最后也因为缺乏回应趋于冷淡。其间河北省省长表态称要对该案“依法严肃处理”也让网民颇为欣喜。

利弊并存

微博没有流行前，网络力量介入现实生活也不乏其例。2009年的邓玉娇刺官案就是如此，不仅拥有网络舆论的支持，在事件发生后，还有网友“屠夫”等人亲赴事发地参与调查，并及时向媒体和网络通报进展。“屠夫”当时就告诉记者，他能够突破阻碍亲自见到邓玉娇本人，也在于网络舆论的推动，因为医院正面临网友的大量批评，他们也需要自证清白。

“屠夫”的实地调查又进一步吸引了网络的关注，而传统媒体也接力报道，以至于案件最后判决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免除处罚。这个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虽然未必获得网络的全部认同，但也没有人深究。这在湖北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梁木生教授看来，也是有标志性意义。

他说，舆论确实不应该干涉司法，但是可以帮助真相浮现出来。网络舆论之所以被放大，是由于其他渠道的匮乏，因此梁木生建议建立理性化解社会矛盾的平台和渠道。“社会需要多种声音疏导，对于目前的网络舆论应该予以克制和宽容。”

但是另外一方面，网络的亢奋也容易造成对个体当事人一些权利的伤害，比如人肉搜索就是争议较大的问题，也一度有地方试图立法禁止人肉搜索，不过，效果并不明显。日前，受深圳市人大法工委委托，深圳市律师协会正在起草的《深圳市个人信息保护条例》一出，引发了关注和热议，而这也不是关于这一话题的第一次热议。

通常认为，在舆论监督的范围内，人肉搜索是合情合理的，这对于预防和揭露贪污腐化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比如像抽天价烟的腐败官员被查处就是人搜积极的结果。因为像公务员、政协、人大等职能部门相关人员的信息本来就应该更加透明化，不过，公众也担心普通公民的隐私内容被泄露，认为这应该和公职人员区别开来。

事实上，无论是被称为“人肉搜索第一案”最后的判赔，还是一些网络误伤的及时反省，都让公众意识到网络对应的“权力”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以群情激愤的“我爸是李刚”案为例，网民也在批评肇事者李启铭及其父亲李刚，乃至该校校长时，也有批评李启铭的女朋友——认为她应该规劝肇事者投案自首——不过，网络上对此也有分歧，最终还是将火力集中在肇事者身上。

这一现象在唐亚林看来，“丑恶现象出来以后，大家一方面要去抓社会根源，另一方面要就事论事，带着理性态度去分析。社会应该形成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他认为可以考虑从立法上解决公民权利受限制和公民利益维护的平衡问题，要呼吁全社会都遵守法律制度的精神。

融媒时代

网络时代来临，影响足够大的还有媒体自身，某种意义上，它既强化了传统媒体的力量，也削弱了大众对传统媒体的依赖度。同时，网络信息发布门槛低、成本低、速度快、效应大，但管理的成本与难度却很大，也为其监管带来考验。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钱钢就告诉本报记者，今天没有单纯的新媒体和旧媒体。

在他看来，像王克勤今年关于山西疫苗、舟曲泥石流、河北大学撞人案的三个调查报道，为网络媒体提供了最具专业水准的内容。“我们必须看到，不同的媒体今天已经融合在一起，难分难离。同样是王克勤，他的报道，也在互联网上得到诸多线索和资料，在舟曲泥石流报道中，他在腾讯微博和网友的即时交流；在河北大学报道中，学生通过网络给他许多资讯。”

所以，钱钢赞同其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教授用“融合媒体”来形容今天的媒体形态。“是的，一个‘融媒时代’已经到来。”唐亚林也认同这种网络与现实的互动，“微博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而且可以通过手机上网传播，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信息传播速度和信息阅读人群。微博引发了群体之间的互动，虚拟与现实的互动。还有，在对公权力的监督上，传统媒体一直小心翼翼，网络作为第五种权力，可以弥补纸质媒体监督的不足。”

正如国新办主任王晨日前公开演讲所称的，“我国网民人数已达4.2亿，互联网普及率31.8%，按照有关‘媒体受众规模占人口总数20%即可称为大众媒体’的国际通行说法，中国网络媒体已进入‘大众传媒时代’，网络媒体成为我国新闻舆论的重要力量。”

这在唐亚林看来，正意味着一个中国式网络政治发展格局的形成，即在现实政治以外，诞生了旨在影响政府决策、扩大公民参与、增强政府与公民互动的新型网络政治形态。

但是，网络的活跃也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歪曲、炒作某些事件，干扰网络正常传播秩序；利用网络进行欺诈、发布虚假信息，坑害群众；非法网络公关、删帖顶帖，恶意抹黑，影响恶劣。”王晨如是说。而为之做注解的就是日前曝光的蒙牛与伊利之争、QQ和360的打斗。

网络“水军”冲着商业利益而成为恶性竞争的棋子，而网络服务提供商滥用自身优势，引发上亿数量级的网民陷入两难局面，直到国家力量介入才缓和，这些事件也正在引起人们的警惕。唐亚林就表示了忧虑，“现在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很多行业丧失了基本社会伦理，这是对个人、对民族、对社会的极大戕害。主流价值观不应丧失，互联网这个行业当然也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