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这句话来自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
除了推出“双起”的概念外，王局长在随后的讲话中，还信心满满地表示，一旦“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听话听音，从王局长的这个讲话中我们或多或少能感受到，“双起”的目的似乎不是想达到公安机关和媒体的双赢，而是要将那些“开罪”公安机关或者民警的媒体和记者变成“观众”，置其于死地。
或许王局长会说，他们“双起”的前提是“歪曲事实真相”，但常识和新闻传播的规律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面前，记者能够做到的只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逐步逼近真相，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就把全部真相和盘托出。在涉及公安机关的问题上，其信息透明程度众所周知，记者在报道的进程中很难避免完全不出偏差。这样在判定是否“歪曲事实真相”时，就会留下很多模糊地带。作为当事方的公安机关，无疑会更了解事情的“真相”，很容易“拿出”媒体“歪曲事实真相”的证据。
面对这些可能有瑕疵的舆论监督，公安机关有则改之是最起码的职责，无则加勉是最起码的胸怀。退一步说，你也可以不平则鸣，政府机关在接近媒体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完全有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发布真相。公开真相是避免被歪曲攻击的最佳手段，换句话说，只要公安机关主动配合采访，及时发布信息，始终和记者处于同步追寻真相的路上，“攻击”公安机关的现象不可能出现，除非有媒体刻意去无事生非。
但记者或者媒体这么做的话无疑是自寻死路。因为一个记者总是发布虚假不实的报道，他的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一定会有所处理，而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媒体环境中，他职业生涯的发展也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记者如此，媒体也然，现实中只怕没有一家总是发布虚假新闻的媒体能很好地生存。因此，几乎所有媒体在舆论监督的时候都会如履薄冰，重庆公安机关的“双起”若真的推行，无疑是彻底地对媒体舆论监督关上大门。
迅速及时地公布真相，已经是对媒体最严厉的惩罚。重庆公安机关舍此最便捷有效的办法不用，去劳神费财地通过法律渠道“对人不对事”，不求澄清事实真相，务要打倒记者和媒体，其动机实在令人费解。从最终效果来判断，“双起”绝对不是还原真相，合作共赢的好办法，只是打击报复了媒体，显示了公安机关排斥舆论监督的狭隘，百害无一益。
除了这些常识性的判断之外，王局长的“双起”和现行法律也不乏抵触。公安机关以什么名义去起诉媒体呢？媒体可能失实的舆论监督报道，损害的无非是公安机关的“名誉权”。但事实上，名誉权是自然人专享的一种人格权，国家机关并不享有名誉权。真不知道重庆公安机关日后起诉媒体“师出何名”。
由公民让渡权利、用税收养活的国家机关，竟然因为公民可能失实的批评监督而去起诉公民，这真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主导“双起”的显然是一种“双打”心态：打击舆论监督，打击记者和媒体，这是一种公权妄图摆脱监督的冲动，必须引起人们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