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主不适合中国，或者中国不适合民主，又或者那些“民主缓行论”者来说，有几个命题是常常拿来说事的，例如东西方文化差异，国家太大，民众太穷，经济还不够发达，民众素质太低等等，这其中尤以“民众素质太低论”最为顽固，可以说已经困扰中国百年之久了。
虽然我写过多篇文章讨论这个“民主与素质”，再多说也不会有什么新意思，可是到京城走了一圈，接触到体制内外无数英雄豪杰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多说几句。
首先我想说的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再好的制度，强加在一帮愚昧无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显得出优越性。可以这样说，一个民主国家民众的公民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然而，它们的民主却显出了不一样的水平，除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国民素质。俄国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常常出现一些问题，说到根子上，还是国民素质。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其次我要问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与这个国家是否需要民主的关系。上面一节说的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民众素质决定民主的质量，那么在一个尚未民主的国家里，民众的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又如何呢？前后两个问题有天壤之别，可“素质决定论者”正是以第一节的现实来推断出了“低素质的民众不适合民主”的结论。而且，很多人竟然没有看出逻辑的混乱。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没有人会反对民众的素质决定民主国家的质量，也不会有人反对素质越高的国民越有可能把不民主的国家带进民主，当然，“民主需要高素质的国民”就更是接近真理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是在民主国家里培养出来，还是在不民主的国家里培养出来的？
按照“素质决定论者”的理论，民众的素质不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乱，因为民众的素质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做主。如果民众的素质达到了欧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过现在的俄罗斯人与印度人的话，民主才适合我们，民主才是好民主。这些人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不完善的“坏民主”能培养出适合民主的公民素质？还是完美的不民主制度（例如专制）才可以培养出适合民主的民众？
“素质决定论者”需要回答两个问题：230年前的美国移民的素质，以及百年前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的素质比现在的中国人高？中国当今国民的民主素质比1945年以及100年前高多少？
再次，我想说的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尤其是你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不但可以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够进入民主，也能决定进入民主后的质量。可是，绝对不能用民众的素质来阻挡民主的到来，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历史纪录都向我们显示：民主国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才是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的摇篮。而那些不民主国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国家，再给他们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有民主素质的国民！
认识不到这点，我们会陷入绝望，我们会抓狂。“民主与素质”折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了，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孙中山到胡适，几乎都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误区。就拿让中国知识分子敬仰的胡适，在制度与素质上，也提出了“百年树人”的主张。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不得不跑到美国去“树人”，这种树人的方法，可能一千年也不够吧。但如果胡适更客观一点，就应该知道，他当时所在的美国，对包括中国人的在内的有色人种的歧视，是远远背离“民主素质”的。有丰富历史知识的胡适也一定知道，美国民主制度成立的时候，国民中的绝大多数——妇女，没有财产的白人，印第安人与黑人根本没有投票权，不参与任何民主活动，因为他们的素质太低了，黑人就更是奴隶。但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了民众以及统治者的民主素质。
再拿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地区）来说，有部分中国人一看到人家那里出了问题，就兴高采烈地翻出了“素质论”，他们却不知道，民众的民主素质正是和民主制度的修修补补一路走来，不断提高的。一个陈水扁因贪污而倒下，更多的台湾公民在觉醒中腰板挺得更直。假如俄罗斯至今还是“苏联”，俄国人的民主素质比现在能高多少？北朝鲜、古巴与越南等国家，什么时候会培养出拥有民主素质的国人？他们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吗？
民主制度就是培养国民民主素质的最好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混乱，而其中最“邪恶”的正是美国，它竟然在民主建国的时候，国民素质低到还有“奴隶”，当然，如今，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可以当总统了。试问，美国有可能先实行和谐的专制制度，然后等到“黑人与妇女、没钱人”的素质都高了，再实行民主？
最后一点，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民主国家是培养民主素质的地方，但并不是说专制国家里就不能产生有民主素质的公民。实际上，在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中，公民社会与公民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大家要记住：民主素质的公民非但不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反而是与专制的抗争与决裂中诞生的。民众中率先觉醒的人，与专制集团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对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却也因此让我们陷入了“鸡和蛋”的悖论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与素质的关系，没有民主社会，哪里有那么多民主素质的人？可没有民主素质的人，又如何建立起民主社会？这有点像鸡和蛋的关系，没有鸡，哪里会有蛋？没有蛋，哪里会有鸡？陷入这种关系而无法自拔，让很多人在说到“民主与素质”时，都好像是在瞎扯“蛋”。
这种境况，让那些在不民主环境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己任的青年人常常陷入迷茫，从而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抱怨困难很大，民众不理解，更不听从自己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实际遭遇印证了统治者说的“民众素质太低”……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连中国的民主前辈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同样遇到过。当他们在努力追求民主而不得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统治者的残暴与精英的无能，只能陷入了弱势民众的“素质论”，把中国搞民主不成功归咎到民众素质太低，要先树人才谈制度建设……
那么，如何打破百年来困扰我们的“民主与素质”的鸡与蛋的悖论？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重要的内容就是进一步认清什么是民主以及它的本质！我发现那些抱怨民众素质不高的朋友，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有一些严重的偏差和扭曲的观点。如果加上他们过低估计在非民主的制度下追求民主的难度与艰险，遇到挫折往往就会打退堂鼓，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梁启超无疑是中国民主的启蒙者，可恰恰是他对民主制度也有认识不足的地方，他从一战后的欧洲回来后，思想走向了保守的那一端，也难怪，如果说近百年前被战争蹂躏的欧洲与中国大陆同样残破不堪的话，今天，两种制度在这两块大陆上结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们比梁启超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过去，也看到了现在，问题是，我们能够创造未来吗？未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就从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开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努力当一个公民，公民社会就会逐渐成形，民主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杨恒均 2010/11/21 《论民主系列》之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