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爱情大多不纯洁
—-深陷于历史与现实困境的男欢女爱之十二
财富是有限的，女人也是有限的。在中国这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衘女多多益善”的道家房中术只适用于极少数王宫贵族、权贵豪门，只有他们才有欺男霸女的权力。而对绝大多数百姓来说，他们面对的往往是生存的危机，家庭的破碎，性的饥渴，精神的终生不快乐。
在历代官方编修的史书中，我们永远看不到普通人的生活真相。梁启超和鲁迅都曾经说过，二十四史、“正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真正能够还原古代百姓日常生态的，大概只有那些源于民间的歌谣、话本和传奇。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收录了大量民间情歌。这些情歌历来被理想化地看作歌颂纯洁、浪漫爱情的经典之作。可事实上，中国式的爱情大多不纯洁，也不浪漫，中国的历史上甚至连“浪漫”这个词都没有。相反，从那时开始，中国人的爱情就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功利目的。
“五四时代”的新诗先驱，著名的诗人、作家、学者汪静之曾经写过一篇让许多人看到历史真相的文章，《诗经女子选择情人的基本条件》。他说：“从《诗经》里可以看出古代女子选择情人或者丈夫的基本条件，和今日女子选择情人或丈夫的基本条件同样是经济。”进而，他又明确指出，“女子的最爱是贵族君子”，“武士是女子的恋爱目标”，“才子、军阀、博士、买办都是女子的理想人物”。下面就摘录几段，看看他是怎样论证的：
关于“女子的最爱是贵族君子”——
我于1928年在暨南大学印的《诗经选注》讲义关于《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下注道：“君子是贵族阶级，有爵位，有权势，在社会上地位很高，为当时女子心目中理想人物。向来解作君子小人之君子，误”。（《一梦三千年》268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接下来，他又引用《诗经》中的许多内容支持自己对“君子”这个词的理解，并进一步阐释了“《诗经》中的女子对于掌握政权和经济权的拥有广大土地的贵族君子的恋爱情感，特别深挚，特别沉醉。”
关于“武士是女子的恋爱目标”——
我在《诗经选注》讲义《摽有梅》“求我庶士”句注云：“士，武士也。颇似西欧中世纪之骑士（Knight），乃当时女子倾慕之目标。向来解作男子之通称，误。武士善战，有保护国家（部落）之责，在社会上非常威风，恰如今日之军人，有特殊权利，可任意胡为。”（同上269页）
接着，他又例举了《叔于田》、《伯兮》、《溱洧》、《丰》、《大车》等多首民歌中所表现的女性追求“握经济权，坐大车，穿绣衣的武士或贵族”时的各种情状。他最后总结道：
《诗经》时代女子的拜金主义恋爱观一直到现在根本没有改变过。……
为什么女子要爱握有经济权的君子、士、叔、伯、才子、军阀、博士、买办呢？这是因为女子在社会上向来没有地位……而君子、士、叔、伯、才子、军阀、博士、买办是社会的上层阶级，能够搜刮到农工劳苦大众的剩余价值来养活女子，使女子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所以自《诗经》以来的女性，选择她们最高理想的情人或丈夫，只注重对方的经济条件，而且以此为唯一的条件，基本的条件；至于对方的状貌、体格、情感、思想、才能、人格、名誉等更重要的条件，竟完全牺牲不顾了。（同上274、276页）
汪静之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然而，任何时代都有拒绝随波逐流的坚守者，都有反抗命运的勇敢者，他们即是纯洁爱情的追求者。尽管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这种反抗大多以殉情告终，但是，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坚贞的爱情，也提升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品格。(未完待续)
注：本篇为杨黎光·《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之五十七
下篇：杨黎光·《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之五十八
爱情悲剧有时也是民族的悲剧
杨黎光网站：http://www.yangl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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