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然

（联合早报网讯）据河北新闻网引述天涯网友报道，常德一老人非正常死亡后遭抢尸。11月18日晚上七时许，湖南常德武陵区茉莉村八旬老太李连枝在十余警察二十四小时监视下悬梁死亡。十时许，数十警察和社会闲杂人员破门而入抢走遗体。之前，老太为儿子一事上访政府公安局。下午五点二十，我到了常德老太自杀被抢尸现场，近百人跪地，在中国矿业大学念大学的孙女熊惟艺一早从北京赶回来，一度昏厥，现跪捧老人遗像，背后横幅上写“还我慈母遗体”，数百市民围聚议论，场面震撼。去世老太的家属称，老太太被发现悬在靠窗的一根梁上的一条围巾上，气绝，垫脚的椅子未倒，没有遗书，新鲜猪肝、豆角等原料切好，放在碗里准备烹饪，老太太当时因上访被监视居住。后来的家属和围聚的市民们认为老人没有自杀动因，要求相关部门做法医鉴定，确证因何死亡。老人之死成为悬疑。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0/11/others101121.shtml)

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民警维权工作”的讲话中说，“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按着王立军局长的说法，河北常德警察抢死人是不就变成案子了？这一变成案子，是不是家属就变成观众了？连人家的死尸都抢，活着被人监视，死了被人抢，活着没尊严，死了没尊严，死活都成了错误，这样的情况不知王立军局长如何解决？警察的威严难道是建立在群众没有尊严的基础之上吗？

这年头，出什么事都不奇怪，谁叫天天喊中国特色来着。抢钱、抢物、抢人不叫中国特色，警察抢死人才叫中国特色。

不过特色的特色还是上访制度，因为警察抢死人的起因是老太太上访。本来，上访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让人上访的，不是截访的，否则可以称为截访制度。可是中国的上访制度陷入了怪圈，如果没有人上访，上访制度就流于形式，社会的和谐就是假和谐，社会的稳定就是假稳定。如果有人上访，上访制度才能被证明是有用的，才能发挥其功能，上访制度才有合理性，社会的和谐才是真和谐。这样说可能觉得很奇怪，可如果细想就是这么回事，真正的和谐总得有个别人破坏和谐，否则就没有必要提和谐，有不和谐因素才能提和谐。

你看人家美国社会就没听说要建立和谐社会，英国也没有，法国人因为退休游行，也没听说萨科奇建立和谐社会，因为这些国家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中国则不是，有民主就没有上访，有了民主，民众有很多的渲泄渠道，上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言论是自由的，骂个总统也没事，游行是自由的，想在哪游就在哪游，警察还得开道，民众威风，警察只有服务甚至受气的份儿，结社也自由，人家资本主义国家成立政党和玩似的，参加政党也和玩似的，今天高兴了参加共和党，明天不高兴了参加民主党，入党用不着久经考验，更没有那个闲心去向党汇报。集会也自由，想喊什么就喊什么。信仰也自由，政府才不费那个心管什么思想、灵魂什么的，他们知道那都是上帝要管的事。到处是自由，遍地是牛羊，生活也好，气也顺，在这种情况下还上访，看着上访就如同看个怪物。

没有民主才有上访，因为其它的渲泄渠道大都被堵死，上访几乎就成了少有的几个渠道之一。稳定也是这个理，如果本来就稳定，谁还会提稳定？但是上访不能太多，太多了领导没面子，升官就受到影响，前途可能因此丢掉。所以上访得有，否则就证明上访没用，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证明领导无能。最后领导的选择是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上访都得数字标准化，都必须有上访名额，默许的上访人员要听话。如果上访的名额不是领导默许的上访者名单上的人，就要截访、堵访。

上访制度并不让领导头痛，上访人员才让领导头痛。因为从实际效果来看，上访制度并不是维护上访人员权利的制度，而是维护官员权力的制度。本来邓小平原先就提四个标准，即制度的好坏、政策的好坏都是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来衡量并作为制度好坏、政策好坏的出发点和归宿，走的是下行路线。但是我们的制度是不民主的，制度和政策就走了形，变了样，其标准变成了，领导拥护不拥护、领导赞成不赞成、领导高兴不高兴、领导满意不满意，走的是上行路线。所以无论上访的人数多还是少，领导都不拥护、不赞成、不高兴、不满意。但领导又不能公开否定上访制度，所以领导既需要上访，又不需要真正的上访，上访在领导那里就成了作秀，并以解决多少上访问题作为升官的政绩。惟一的难题是，领导控制不了上访的人数，也控制不了上访的内容，而对于针对地方领导核心人员的上访，尤其是针对位高权重的人的上访，比如因追求GDP、强征土地、强制拆迁、滥用权力、腐败而导致的上访，或者因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以崇高名义而导致的上访，既威胁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又威胁到所谓的国家名誉，这样的上访，才是要了领导的命。

上访制度既然是维护官员权力的制度，暴力维稳就成为常态的选择方式，并最终使暴力维稳制度化。表面看来，暴力维稳是上访制度的副产品，是个意外收获，实际却是上访制度的逻辑结果和现实的必然要求。上访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现代版本，其基本逻辑是总有一个地方能说理，总有一个地方存在天理，总有一个地方有清官，能替天行道。在过去是皇帝，在现在是最高权力。在中国封建社会，反贪官是皇帝维稳的必然要求，如果只反贪官，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皇权的统治和政治稳定，必然会进行处理，众所周知的清朝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上告至朝廷最终使130多名官员下台。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也愿意做个好人，并且打着个替天行道的招牌。中国人深受传统之害，所以他们现在心中也如封建社会一样相信某个人物是讲理的，某个组织是讲理的，党和政府是青天大老爷，会为他们做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个组织、某个人及时出现，及时地解决上访问题，稳定也就顺水推舟。但当他们找不到某人、某组织替他们行道，替他们讲理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替天行道，于是权力的暴力维稳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并使其制度化。

人们也许不会忘记，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简称安元鼎)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以关押、押送到京上访者为主业，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截访，俨然成了这家保安公司最为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不论是关押还是遣送访民，安元鼎都要向地方政府收费。《财经》记者的调查发现，安元鼎近几年业务发展迅速，2007年全年营业收入仅为861.93万元，2008年这一数字变为2100.42万元。其主要业务之一即是帮助各地政府拦截上访者，业务范围甚至已进入上海、成都等地。但吊诡的是，截至2009年5月，安元鼎的许可经营项目仍然为“无”。（南都周刊，2010年第37—38期）尽管安元鼎已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两项罪名立案侦查，安元鼎董事长张军以及总经理张杰被刑拘。但是，暴力维稳的制度功能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增强。孙立平教授非常深刻地指出：“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进一步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越多，暴力维稳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越大，暴力维稳因其便捷和高效必然会成为权力者的首选。

但是暴力维稳既不符合人类文明潮流也不符合宪法。回到前面所述事件上来，“老太太当时因上访被监视居住。”是对下述人权和宪法的公然侵犯。《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 第三十条规定：“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四十一条规定：“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此看来，上访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已经离偏了最初建立上访制度的本意。实行上访的实质是反宪法、反司法独立。说得严重一点，上访制度在则司法独立亡。反之，司法独立在则上访制度亡。二者关系是此消彼长，势同水火，截然对立。如果再强化上访制度，必然走上通往奴役之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取消上访制，实行司法独立制度，并尽早建立宪法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