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间力量如果从收入和财富来看在成长，但还没有成为主流社会。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成长中的中间阶层在思想意识上没有能够确立自身的话语。同时，中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高度分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对立。
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扶持社会中间力量?道理很简单，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基础。这一点也已经为越来越多人所认识到，包括决策者。这表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包容性”发展模式和建设“橄榄型”社会的诸多讨论中。
把建设社会中间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国的“维稳”困局中显得更有意义。因为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维稳”任务显得格外重要。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并且，正如人们在历史上观察到的，“维稳”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即“维稳”的努力越大、投入越大，社会越不稳定。这也不难理解。对政府来说，目前的“维稳”不管其内涵如何，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
用经济力量来“维稳”，比较具有软性，但不可持续。“维稳”的经济学逻辑就是会鼓励和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通过“不稳定”状态而获得经济利益。政府作为掌握国家暴力唯一合法的组织，暴力在“维稳”过程中也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经济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时，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
在任何社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的作用。无论在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这都是一样的。西方民主，尽管也不时会有极端的力量出现，但总体上是稳定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
目前的中国社会表现形式比较特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间力量如果从收入和财富来看在成长，但还没有成为主流社会。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成长中的中间阶层在思想意识上没有能够确立自身的话语。同时，中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高度分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就是一个大问题。社会本身没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有依靠政治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维稳”局面。
如果这样的“维稳”局面不可持续，那么就要寻找另外的方法。怎么办？从长远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来建设中间力量，从而为社会的自觉的秩序创造条件。一旦社会出现自觉秩序的条件，那么政府“维稳”的任务只是“法律和秩序”的问题，而不会出现像现在这样的“维稳”困局了。在这方面，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不少很宝贵的经验。
“全面小康社会”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执政党的中产阶级观。人们目前所看到的中间力量就是这些连续政策目标的产物。尽管政策方向很明确，但诸多原因使得中国离一个“全面小康社会”还很远。
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入，很难想象人们所看到的财富。一些人现在看到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就开始怀疑市场经济，这并不公平。因为缺少社会保护，中间力量不仅不能像经济增长本身那样得到成长，而且没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轻易使得今天的中产阶级在明天就演变成为贫穷阶层。正是因为对自己前途的不确定性，中国中产阶级的中上层开始选择“退出”，即移民海外，寻求保护。不过，可以确定地说，无论是基于知识的中产阶层还是基于财富的中产阶层，他们的“退出”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他们在内部不能得到保护机制，不能得到确定感和安全感，他们的“退出”很难阻止。
如果认识到中间力量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那么中国的改革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不难回答诸如改什么、为什么而改革、怎样改革等问题。要培养中间力量就必须继续创造财富；要创造财富就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同时必须加快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保护社会。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会进步，发展出一个可以持续的自主社会秩序，为政府的“法律和秩序”创造一个有机的社会基础。当然，这样一个自主的社会秩序，也是执政党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