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比较中国自1953年至2007年平均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给出简要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平均税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当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计算的平均税负越高，就越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作者：满燕云、郑新业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财政收入持续多年大幅增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约为同期GDP年均增长率的2倍。尤其是2003年至今，财政收入连续大幅超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连续提高。应该如何衡量中国的整体税负水平，中国的宏观税负是否已经过高？这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潜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和公共政策问题，因为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民间投资、消费激励以及企业和居民负担。倘若宏观税负过高，将难以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加重企业和居民负担。可这一争论已久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讨论这个问题时，没有在宏观税负计算标准上达成一致，致使在将中国水平和其他国家宏观税负水平对比研究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比较基础。

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如果把宏观税负定义为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国际标准口径的税负水平观察，中国宏观税负在2007年就已经达到27%的水平，2009年达到约30%。这一水平已经伤害到经济增长，从政策建议角度我们认为，适度降低整体税负水平，尤其是从营业税等税种入手，并且进行税收结构调整，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一判断应该成为中国“十二五”时期财税改革的重要方向。

中国宏观税负不低

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定义中，财政收入的定义为“税收收入+预算内非税收入”，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财政收入概念，对应的是狭义的宏观税负水平。但这并不符合国际上衡量税负水平的惯例。

按照国际通用的经合组织（OECD）标准，政府财政收入的定义应该是“狭义税收收入+社保收入+预算外收入”。尤其是预算外收入，国际上多数国家这一部分收入均是以税收形式征收的。

OECD对“tax”的定义不同于我国对“税”的定义：OECD中的tax只要满足强制性和无偿性（是指回报与缴纳的tax不直接相关），无需满足固定性，这是一种广义的税。因此按照OECD这种对“tax”的定义以及细则中的描述，我国很多的非税收项目、预算外项目以及社保基金收入都可以划归OECD 标准的税收范畴。

另外，OECD标准并不涵盖政府的土地收入，因为其他国家政府出让土地较少，这一块的收入也就微不足道，它们主要是靠对土地和房产的保有环节征收不动产税。该项税收是许多国家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然而，中国在不动产的保有环节所征收的房地产税在2007年平均只占地方政府税收的5%，而从土地出让征收的费金在2009年达到了1.42万亿元，是GDP的3%。由于中国房地产的特殊性，土地出让金几乎全部转嫁给购房者，形同于其他国家的房地产方面的税收。考虑到中国土地出让金征收的特殊性，近几年土地出让金还成为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应该将这部分也纳入到财政收入的计算框架，以更好地进行国际比较。

我们将此OECD的标准定义为“大财政”口径，就是将预算外、土地、社保收入同之前的狭义财政收入加总之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财政收入概念。所对应的，也是更为完整的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我们计算了“大财政”口径下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以此来重新描述中国宏观税负水平。

以此计算我们得到，从1994年到2009年，“大财政”口径下宏观税负水平从16%提高到了 30%。而狭义概念下是从10%上升至20%。以2009年为例，狭义公共财政收入6.85万亿元，但在统纳了社保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等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之后，政府广义收入达到10.06万亿元。狭义宏观税负水平为20.4%，“大财政”口径则达到30.0%，高出接近10个百分点。

从“大财政”口径的国际比较上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接近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当然，欧洲尤其是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它们的宏观税负水平是很高的，丹麦甚至超过50%，挪威也在40%以上，欧盟平均为39.7%。但整体来说，尤其考虑到中国政府支出中教育支出、卫生支出、抚恤社会福利等公共社会支出的比例水平明显低于OECD国家，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是不低的。

影响经济增长

自1994年至今，中国历年实际财政收入存在不断上升趋势。以1978年价格为基数，中国财政收入从1994年到2007年年均增长率约15.83%，增长速度较快。其中2001年和2007年财政收入增速分别高达21.49%和26.35%，增幅可谓惊人。

通过比较中国自1953年至2007年平均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给出简要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平均税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当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计算的平均税负越高，就越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们的验证结果粗略表明，平均税负每增长1%，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0.3个百分点。

我们还从地区角度考察了省级财政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计算也发现，总平均税负和总人均税负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说明税负的加重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

这说明，采取措施降低整体税负水平，将有利于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问题在于，在中国的税收体系里，如果减税，从什么税种入手推动减税呢？

该减什么税？

从税收结构比较可以看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增值税等所占比例相对较大，而具有调节收入差距作用的所得税所占比例较小，故而国内税收筹资能力较强，而收入调节功能较弱。

和OECD国家相比，在我国的税收中，商品和劳务税的比例要远高于美国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达2~3倍；而社保收入比例则最低。此外，美国和 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比如，2007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34.4%，占全部收入的26.8%。相比之下，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比例要小得多，只占税收收入的7%，而且当前的个人所得税主要从工资中扣除，给中低收入人群带来很大负担，没能起到其应有的高收入人群负担较高税负的累进税的作用。

从不同税种对税收总量的贡献来看，在整个国家税收净收入中，国内增值税的收入占最大比重，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分别次之；在中央税收净收入中，仍然是国内增值税的税收收入比重最大，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次之；而在地方税收净收入中，营业税的税收收入却占最大比重，约为三成，而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则次之。

在地方税收净收入中，占比例高于5%的税收项目前7项，分别是营业税（33.14%）、国内增值税（20.09%）、企业所得税（16.27%）、房地产相关税收（7.08%）、个人所得税（6.62%）、契税（6.27%）和城市维护建设税（5.97%）。

除了整体宏观税负水平以外，税收体系本身的结构，也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比较了不同税种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后发现，增值税对经济增长影响为正，表明这种税收指标度量了中国的税收容量而不是税收负担。这种税收的使用不会对资本的回报产生不利影响，或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除了增值税税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外，其他如营业税、房地产相关税收、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税负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这说明这些税负的提高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其中，个人所得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将影响为负的定义为扭曲型税收。就全国整体来说，扭曲性税收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为43.64%，非扭曲性税收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为38.75%，二者比例结构相当。当对于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来说，存在显著差距，地方财政收入中扭曲性税收比例明显较高，达到63.11%，而扭曲性税收在中央财政收入中比例总额仅为29.43%。

我们的研究特别显示，营业税改革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税收收入的构成上来看，以2007年为例，营业税占总税收收入比例达到12.84%，排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之后，是总税收入的第三大税种。由于营业税主要是地方税种，分析表明营业税对地方经济有副作用，也不利于发展服务业，促进高就业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改革营业税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满燕云系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郑新业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