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的《宪法》上写得清清楚楚，任何个人和团体不能置身于法律之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写是这么写，但做没这么做，马路上有特权车怎么没人管呢？而且这两年我感觉北京的特权车越来越多，拿了一个牌子就开车不按规矩，给老百姓起了一个极坏的带头作用，甚至还有人认为我有特权车，我可以耀武扬威，他们不知道廉耻，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呢。这个社会风气非常不好。”

凤凰财经 韩咏红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协调何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昨天提出答案说：中国需要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保障人权，其中一个简单的入手点，就是让“马路上没有特权车”。

面对着数百名境内外华人企业家，茅于轼昨天在《东方企业家》杂志主办的“第八届全球华人企业领袖峰会”上发言时指出，中国30年的改革不仅取得极大的经济成就，在政治上也有很重要的进步。政治进步是30年改革成功的要素，其主要表现在对人身权、生命权的尊重，政治稳定，以及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

但是，中国还有90%的增长潜力没有发挥出来。要实现这广大的增长空间，茅于轼认为，中国需要创造良性竞争和自由的商业环境，允许人们自由进出市场，人与人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遵守同样的法律，并且消灭特权。

在稍后的嘉宾对话中，茅于轼再次提出中国要获得经济增长，不仅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赶上日本，要依靠进一步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形成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社会。

他再次以特权车为例说：“马路上没有特权车，我觉得这一条很简单，马路上有特权车这个国家好不了。你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红灯也可以走，这个算什么？就是特权嘛。……有看得见的特权必然有看不见的特权，那就多了去了。”

他又说：“其实我们的《宪法》上写得清清楚楚，任何个人和团体不能置身于法律之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写是这么写，但做没这么做，马路上有特权车怎么没人管呢？而且这两年我感觉北京的特权车越来越多，拿了一个牌子就开车不按规矩，给老百姓起了一个极坏的带头作用，甚至还有人认为我有特权车，我可以耀武扬威，他们不知道廉耻，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呢。这个社会风气非常不好。”

他的举例得到观众共鸣，这段话刚说完，会场便爆出鼓掌声。

在中国，经常无视交通法规，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特权车被舆论称为“北京一景”。这些车子的“特权”的记号是它们挂着的“京V”、“军A”、“北 (北京军区)A”、“WJ(武警)”等军队牌照，司机以特殊公务在身的名义，即使违章、闯红灯，交警不是视若无睹就是莫奈他何。

而过去一年来，北京交通拥堵情况每况愈下，市政府本周公布最新的治堵方案，其中也不见提出要减少中央部门和军队的公务车、特权车。一些评论文章就乘机批评公务车、特权车在治堵方案中“逃逸”。

茅于轼最后又寄语在座的企业家说：“我相信企业家都没有特权，你顶多有几个钱，那个钱买不了特权，所以说企业家往往是受特权的压制，企业家是要求平等竞争、平等选择，企业家一个改革的力量，实际上对于政府来讲，从长远看，一个政府能够留下一个好的治理成就，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而不是反过来保持这些特权。所以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协调，我觉得根本问题在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