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上海）
据中国大陆媒体披露，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过程中，最后任命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其实，人们只要稍做调查就会发现，公共职位的隐形世袭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基层政府中，不但党政部门的领导岗位，而且各种待遇相对优厚的其它公共职位，几乎都已成为官员子女的禁脔。这种现象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为严重，这些地区往往缺乏民间资源，在政府资源分配中处于优先地位的公共职位因此更具吸引力。
公共职位世袭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除了缺乏政治权力约束机制外，还包括政治道德和官僚伦理的全面崩溃。文革结束前的那种狂热而又偏执的意识形态，确实给中国造成了非同寻常的灾难性后果。但人们不得不承认，头脑塞满这种意识形态的党政官僚，对以权谋私或任人唯亲倒不会有太大的兴趣。文革结束时，随着原有意识形态的破产，人们在经历短暂的迷茫之后，各种社会行为便开始被更为功利的动机所支配。
中国政治道德急剧败坏的另一个动因，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时，在胡*耀*邦等人身上所表现出的政治理想主义，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斗争中被扑灭。之后，中国鲜有致力于涤荡野蛮政治文化和提高民众权利地位的政治领袖，更多的是一些拼命攫取权力，获得权力之后又拼命巩固权力，最后沉迷于权力而不能自拔的可怜虫。
一方面在外部缺乏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另一方面在内心又缺乏理想主义和历史使命感的召唤，在这种情况下，弄权自肥对各级党政官员无疑是难以避免的选择。而一旦食髓知味，这些人自然要绞尽脑汁将自己的权位延续给子孙后代。
公共职位世袭现象在近来愈演愈烈，也与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变化有关。起初，由于高校招生名额较少，就读费用低，高考纪律也较严格，高考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个人的才智与勤奋。由于中国的各种政府职位一般都有一定的学历要求，因此高考能够起到和古代科举考试类似的作用，即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才吸纳进官僚体系。平民家庭的子女因而具有相对公平的机会，跻身于政府公务人员之列。
更重要的是，那些最终进入官僚体系的平民后代，从个体而言，至少可以通过一些非制度性的途径，在政府内部代表和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他们各自的个体行为，又可以导致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后果，即整个平民阶层的利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和维护。
但随着高校急速扩招，高考纪律触目惊心的松弛，加之在职学历教育的泛滥，取得高校文凭不再需要太多的才智和努力。在竞聘公共职位时，鱼龙混杂的高校学历不再能有效地发挥人才识别的作用。在各自都具备相应的学历条件时，面对官员后代的竞争，平民后代显得不堪一击。
高校扩张在总体上增加了入学机会，但由于高校收费的大幅提高，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平民后代，到高校就读反而更为困难。这在总体上进一步降低了平民后代进入官僚体系的比例。实际上，温家宝先生还曾为高校学生中穷人子女比例之低感到吃惊。不过，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总理，对本国高校生源情况的急剧变化感到不可思议，这也充分表明中国的行政体系僵化和麻木到了何等程度。
在以前，公务人员的各种作为即使不能让人满意，但由于自己或自己的子女也有跻身其中的希望，人们对整个官僚体系仍会予以几分认同。只要平民后代进入官僚体系的渠道较为公平和畅通，官僚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裂痕就不至于太深。但现在，一方面政府掌控着全社会资源中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平民阶层却越来越难以跻身于官僚体系之中，官民之间的矛盾和裂痕必然会日益明显和严重。
另外，如果官僚体系的更新代谢主要是在官僚阶层内部进行，官僚人才的选拔范围便会过于狭小，官僚队伍的素质也将日益下滑。在民选政治缺失的条件下，一支自体循环型的官僚队伍，不太可能会认真感受和关注其他阶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整个官僚体系在日渐腐朽的同时，最终也将成为无法获得民众信任和认同的政治孤岛。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