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主席，这些人以及其他许多令人敬佩的人士，是在试图用贵国的法律制度来要求实现中国宪法和法律所彰显的权利，你为什么要授权给予他们这样残酷的对待？为什么贵国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要否定法律赋予他们的保护？”

作者：孔杰荣

最近太平洋两岸的智库、权威专家和媒体被本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进行国事访问一事搞得沸沸扬扬。一月六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纽约告诉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此次中美高层会晤是一次历史契机，并称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在此会晤中共同规画新时期中美合作蓝图”，这番话使得各界更是议论纷纷。

美国官员对奥巴马总统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的中国之行甚为失望，且对于那次领导人会后发表的两国联合声明，各界的期待也未能实现。因此美国官员对这次胡锦涛访美更加谨慎，称这次会晤是一个“紧要关头”。一月十四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做了一个比中国外长发言更详尽具体的公开讲话。由于奥巴马访华后的一年中，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从中学到教训的希拉里在讲话中不再流露出以前天真的乐观主义，也不再像奥巴马最初对华政策那样对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过于体恤。她现在强调：重点在于行动而不是说辞。她强调双方要能够“带来积极的结果”、“更一贯地将积极的言辞转化为有效的合作”。她直接了当地指出：为了实现美国一再引用的双边外交口号，即建立一个“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美国目前政策是“立足于现实，重点关注成效，并忠实于我们的原则和利益”。

最近几周，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争取重新赢得奥巴马上任最初几个月对中国表现的善意，以增加胡锦涛此行成功的机会。这种背景下中国将对美国此一新的对华政策做何反应？最根本的考验将会是人权──中国现任领导至今唯一不愿向美国压力妥协的争议领域。确实，胡主席所领导的政府变得越来越压制，面对正在经历著快速现代化、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易管制的中国人民，以及常被忽略，日益要求得到社会、经济、宗教和法律正义的“无产者”，中国政府极力以“和谐”和“稳定”之名迫使他们沉默。如今希拉里在此演说中强调人权，奥巴马同日还会见美国人权支持者，中国除了提议重启象征意义居多的双边人权对话之外，还会有更多反应吗？中国政府在二零零九年承诺的“专家对话”，或许比较可以发挥作用，但至今也还未召开；同时对美国经常提出的释放著名人权受害者的要求，中国政府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给予正面回应。

现在，白宫助手们正在筹备记者会，给媒体向两位最高领导人提问机会。奥巴马访华时中国拒绝了这样的提议。记者们会抓住这个契机吗？中国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令人发指的处理固然受人关注，但是记者们能够超出这个话题，询问许多中国政府惯常实施、却不太为人所知的野蛮暴力行为吗？

希拉里讲话中提到两个均是受害者的重要维权人士。一是高智晟。高在试图为受到恶意镇压的法轮功学员提供辩护前，是中国最著名的公益律师。在骇人听闻的酷刑仍不能摧毁他的意志时，他“被”长期“失踪”。记者们也许希望问：“胡主席，高智晟还活著吗？”那么陈光诚呢？陈是一介盲人农民，为了对抗非法歧视和警察暴行，他诉诸司法和外国媒体，却因此被以莫须有罪名判刑，坐了四年多牢。他现在名义上已刑满释放，但实际上被一大群村官和流氓非法软禁隔离在家，甚至不能接受必要的医疗。

接下来的问题应该是：“胡主席，这些人以及其他许多令人敬佩的人士，是在试图用贵国的法律制度来要求实现中国宪法和法律所彰显的权利，你为什么要授权给予他们这样残酷的对待？为什么贵国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要否定法律赋予他们的保护？”

如果不允许在押中的刘晓波去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奖，是重蹈了德国希特勒政权的覆辙，那么好比是纳粹军警的中国秘密警察和流氓，对维权者进行的日常恐吓、殴打、绑架甚至杀害，虽较少受到瞩目，人们又应做何感想？近年来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几百所“孔子学院”以提高国家”软实力”，孔子会容忍这样的不法行为吗？胡锦涛政府的这种无情镇压到底是制造了“和谐”还是制造了不满？

选择对中国经济巨大发展背后这些不愉快的现实视而不见的外国商人，终会祸及其身。有些外国商人已受到不公正的惩罚，例如美国华裔石油地质学家薛锋，已在恶劣的环境下被羁押三年多。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薛锋，被指控其雇主美国公司购买中国油田信息违反了中国界定宽泛而模糊的 “国家秘密”法。薛锋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八年，而法院肆无忌惮地不断拖延他的上诉审理。据说这是因为法官还在等待上级领导的指令，而上级在如何处理这个充满程序违规的案件上出现意见分歧。奥巴马也一直向中国提出释放薛锋的要求。同时，为了对薛所受到的不公待遇表示前所未有的强烈抗议，精明能干的美国驻北京大使洪博培，也在被允许的情况下经常到看守所探望薛锋。

在中国，每天都可听闻人民财产权被侵犯的消息。掠夺中国农民的土地权以及对城市居民住宅的强拆──时常缺乏适当的补偿，有时甚至不提前通知──是对此的生动写照。上周上海当局强拆了持不同政见艺术家艾未未价值一百万美元的艺术教育中心。这一强拆行为明显是要报复艾未未先前不断公开挑战政府的独断专横行为。这事件应该提醒美国商界，在中国有比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货币重估更利益攸关的事情。

当然，政治和公民权利只是此次中美高层会晤日程上十多个主要话题之一，有一些看似棘手的议题，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北韩和伊朗的去核化、东亚军备竞赛、中国沿海边界争端和危险的军事事件以及气候控制，都会对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存权，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在这一“紧要关头“，以上的每一议题似乎都可以相对容易地、通过充满想像力的双边或多边努力来处理，而中国打压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这一问题，却并非如此。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英文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 。亚美法研究所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