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被西方誤讀的埃及　．咼中校

蔡崇國認為，國際社會對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誤讀和蔑視，特別是「九一一」之後。實際上伊斯蘭社會過去非常寬容，除十字軍遠征期間外，沒有像現在這樣和西方社會對立。「歷史上猶太人在歐洲受迫害時逃到北非避難，與穆斯林和平相處。耶路撒冷成各宗教的聖地就是證據。阿以衝突在五十年代後演變為大規模地區衝突，西方排猶是根源和責任者之一。」

由於西方政府害怕阿以衝突擴大、伊斯蘭極端勢力擴張的威脅，為此西方政府、政客等長期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專制半專制政府。不過，西方民間社會不是這樣，長期從事NGO的蔡崇國說，西方民間社會的NGO一直大力支持阿拉伯的民主運動。因此，突尼斯、埃及發生的事情也正在加速改變我們對西方的思維、言說方式：沒有一個統一的西方國家或西方世界。

為此蔡崇國認為：「斷不能僅以經濟民生問題解釋突尼斯、埃及的革命；經濟問題是導火索，但背後是長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被本國政府蔑視、被部分西方人視為極端分子所形成的集體壓抑。」

由於長期從事NGO，蔡崇國與北非的非政府組織也有聯繫。與中國不一樣，埃及雖處於穆巴拉克專制中，但民間組織一直有活動空間，如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影響就很大。同時很多阿拉伯人在西方世界融入得很成功，反過來對本國也有影響。蔡崇國說，阿拉伯伊斯蘭文明豐富多樣，源遠流長，其實是西方、歐洲文明的源頭、構成要素之一。北非國家居民在二戰期間幫助盟國抗擊法西斯，貢獻巨大。戰後重建爭獨立，更是全民參入。

巴黎市長是突尼斯人

這些傳統和歷史記憶，使他們自尊自豪。旅居西方，和中國人比較，他們人多且融入更容易。「在歐洲，你可以看到長期存在的荒唐：這些阿拉伯國家居民居然只有在其前殖民地宗主國才可以參政並自由結社自由辦報辦網站。巴黎市長就是突尼斯人。一回到自己的祖國，就得小心翼翼，充滿恐懼。中國人感受不到這種荒唐的反差，因為在國外他們也不會自由參政。」

在民間社會發育的同時，阿拉伯世界也已經融入全球經濟，面臨現代與傳統之間的衝突，與中國類似。他們在保持傳統文化的過程中，也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參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私人生活也開始商業化。因此，他們很多人也接受自由民主的理念，也積極融入到現代化的世界潮流。伊斯蘭世界的這個世俗化過程源遠流長，從一戰後的土耳其一直到現在，其中土耳其是最典型。

「當然，極端勢力也一直有，但是少數，不過他們最吸引眼球。」蔡崇國說：「總體上，伊朗白色革命後，歐美政客一直誇大伊斯蘭激進分子的威脅。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早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如西方激烈的對立至少會使石油、旅遊業蕭條導致失業增加；長期專制、腐敗使多數受壓迫的穆斯林更認同民主自由的價值。」

蔡崇國也認為，北非及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化亦大不易，革命勝利後仍面臨挑戰。「第一個大挑戰是普遍意義的：民主化後，能否在不長的時間內建立一個相對廉潔公正、有行政效率又真正民主的國家制度和政府。否則，混亂持久、選舉不公且政府每月倒台，專制可能捲土重來。」

一九五五年生於湖北武漢的蔡崇國在一九八九年時是武漢大學哲學系博士生，作為湖北學運領袖參加過天安門廣場的學運，「六四」後流亡法國，定居巴黎，從事中國勞工工作。他不願意把現在埃及開羅解放廣場與二十多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運動特意做比較，認為中國太大太複雜，意識形態、民間社會等相差甚遠。不過他強調，無論突尼斯、埃及還是中國，不管是什麼黨執政，經濟發展都不是執政合法性的唯一來源，而應包括實現公平正義、保障公民權利及環境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