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副刊﹕世紀．China
喉舌的抗爭：碎片化的自由
文·艾白 內地媒體人
新年伊始，大陸新聞界卻顯悲涼之氣。《成都商報》因去年底一篇題為《夜上黃山誰讓救援隊變敢死隊？》的報道被指失實，記者龍燦被辭退，相關編輯及值班編委等多人被撤職或罰款。如此大規模嚴厲責罰記者編輯，可謂近年罕見。
前述整篇報道是否屬於「失實」，業界與官方意見各有主張。然新聞管制部門為刀俎，媒體及記者乃魚肉。並沒有象表明，官方管制在制度層面已經放鬆，有的倒是想不想管的問題；記者的境，龍燦等人被辭退只是其中一例，去年，記者被通緝、被毆打、被恐嚇貫穿始終。
除了整肅《成都商報》，1月27日，南方報業評論員長平被要求辭職，以及其他相關人員的崗位調整，都有管制部門在新聞領域進行全面嚴打之勢。長平等人被要求辭職的各種因由尚不可知，但內地新聞界已為之「炸鍋」。
這是中國媒體的鏡鑒，這也是管制之下新聞記者的命運。在管制之下，內地記者們目前爭的還不是「新聞自由」這一終極權利，而是在黨權、法律庇護之下，作為「黨和人民喉舌」及「職業新聞記者」應有的正常採訪權利。
「你是哪個單位的？叫什麼名字，把電話給我，哪個讓你直播的？」這是2010年7月28日，在江蘇省南京市發生爆炸事故現場，江蘇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徐光輝試圖阻撓記者採訪時脫口而出的「金句」——在2009年，鄭州市城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在責問記者時也是一語成名：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
官員對媒體的傲慢，主要並不是出於其自身的涵養問題，依筆者淺見，這是強權邏輯使然。所謂「普天之下莫非黨媒，率土之濱莫非喉舌」。然而，自1978年國門打開之後，民間乃至媒體亦獲得一絲自由空間。衝突的發生，便是管制邏輯不變的情下，媒體為爭應得的自由所必然發生的事件。
權力慣性地傲慢，一如時任湖北省長的李鴻忠，在2010年全國兩會上責問記者：「你哪個媒體的？你是《人民日報》的？你還問這問題？還是黨的喉舌？你怎麼引導輿論？你叫什麼名字？我要找你們領導去」。
媒體為求生存與尊嚴，自然也會抗爭。在去年8月採訪伊春空難期間，數家媒體記者因同行被警方拘留作出的勇敢之舉至今仍是美談。他們打出了如下標語：警察不能隨便抓記者！
1. 管制：從「鴻忠搶筆」說起
李鴻忠因記者問及湖北省醜聞「鄧玉嬌案」，口不擇言且慌不擇路，只好對記者的錄音筆下手，此事稱為「鴻忠搶筆」事件。針對李鴻忠的不當言行，內地新聞界有人做聯名公開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查勘事件真相，並責成李氏公開道歉，希望全國人大責令其引咎辭職。在聯名公開信文末，有言如是：請共襄義旗，守望相助。為新聞界爭尊嚴，亦是為民眾爭尊嚴。
實際上，官方並未給新聞界以尊嚴。在官方眼中，新聞記者一直都是豢養之喉舌，曾有「歪詩」稱，「我是黨的一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黨叫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咬幾口」——李氏自稱搶筆事件為誤會之後，宣傳部門的禁令也隨之而至。媒體人試圖共襄義旗，到頭來卻讓官方的傲慢羞辱了一番。
管制無處不在，只是手段和程度不同而已，這是轉型期中國媒體的現實。隨社會進步，加之技術手段的多元，管制方式也變得多種多樣。媒體人將宣傳部門戲稱為「真理部」（語出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作為建設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力機構，宣傳部門對媒體的管控是中國政治的必然邏輯。如今，「真理部」的禁令可謂五花八門。
就筆者所見，「真理部」對新聞的管控可謂事無巨細——只要其認為某事件可觸及執政黨的利益，幾乎無一例外都會下發指令。當然，禁令的頒發時間早晚不同。有些事，在內地的媒體上絕無出現之可能，此蓋因禁令迅速下達且措辭嚴厲；有些事，媒體報道有始無終，這也多半是受到了禁令管束；而有些事，多家媒體參與報道，隨後卻僅剩新華社一家之聲音，這也是禁令使然。
在2010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承諾，「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可是，「真理部」大量新聞禁令的存在，消解了溫家寶總理的承諾。在黨管媒體的新聞體制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宣傳部門的宣傳禁令表明，執政黨認為他們自己有能力擔負起這個國家的管理職能，媒體及大眾只是其管理國家的工具而已。
2. 抗爭：碎片必將連成整體
在經年高壓新聞管制下，內地新聞界媒體亦產生了如羅伯特·達爾所稱的「受訓控制」。這種「受訓控制」，便是新聞界的「自我審查」。這種自我審查，自然並不是新聞出版流程中的編輯校對過程，而是在無明確新聞指令前提下針對性的自我限制——當然，這種限制是在常年新聞管制之下，為了所謂「安全辦報」的生存之道。
多年來，政治、軍事、宗教和民族等四大題材的新聞，一直是「自我審查」最嚴苛的領域。就當下形勢判斷，這些題材的媒體自我審查從未放鬆過。比如，每年6月4日到來，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話題是審查內容之一；而如去年新疆烏魯木齊騷亂事件，在事後審判期間，對涉案人員的民族成分，也是媒體有意模糊迴避的內容。
客觀而論，自我審查是應加以區分的。媒體共同面對的前提是新聞管制的國情，而針對具備新聞機構，有的自我審查可能是「媚上欺下」，而有些新聞機構的這一行為，就筆者所見，確是為了規避高壓以便「安全」刊出相關資訊。
所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面對管制，抗爭是媒體尋求發展的內在動力。若不然，泱泱中國只有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幾家官媒的聲音，那也不是崛起中國該有的面貌。
南方報業集團前社長范以錦曾在個人微博說：「國家高層提出善待善用善管媒體，但有的地方我行我素，打壓講真相記者。媒體負責人的應對：一、抗爭；二、高壓下保持沉默；三、在強權的指令下，無可奈何『執行』假話，但決不渲染假話，更不能製造假話；四、積極配合，幫忙造假。王華元製造南都冤案時，南方報業首選第一種。任何時候不能用第四種。」這是南方報人面對管制所持的態度，多年來，南方報業在社會各界贏得的美譽度以及其所建立的影響力，從側面反映了人民大眾對這一抗爭風骨的肯定。
然而，媒體抗爭是有限的，屬於個別現象而不是中國媒體之普遍情。這一抗爭特點，與當下媒體所獲得自由的共同之處是，都是「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自中共建政後，尤其是1978年鄧小平推行了「改革開放」，國人乃至媒體所獲得的言說空間較之以前，都是有可圈可點進步的——這種自由，並不完全是憲法意義上的「言論自由」，而是被管制的自由。在前述四個領域的報道中，媒體往往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但在娛樂、體育、時尚等領域的報道，只要到中國街頭任何一個報刊亭便可一目了然，這些領域的報道尺度，已經近乎與香港等擁有言論自由的地區無異了。
碎片化的自由何時能練成一個整體，國人何時能擁有真正意義的言論自由，這是一個嚴峻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就本文述及的內容而言，筆者覺得中宣部的禁令和媒體的自我審查是考察的兩個指標。如果哪一天，中宣部不再發布禁令，媒體不再自我審查，新聞管制在政治制度層面而言，就是歷史了。但實情是什呢？那就是：除了中宣部的《新聞閱評》外，為了「安全辦報」，如南方報業這樣一向被視為抗爭英雄的媒體，如今也在內部推出了《審讀週報》，以期記者編輯規避管制風險。這是也中國媒體僅有「碎片化自由」最好的明證。
現實很壓抑令人失望，但筆者覺得亦不應悲觀絕望。古時曾有「道路以目」，但當下畢竟已有「碎片化的自由」。國人從「廚房政治」，進步到「客廳政治」，到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在網絡甚至媒體發表自己的想法，有時還可對時局指指點點調侃一番了。碎片化的自由必將連成整體，這是筆者對高壓管制之下媒體有限抗爭的判斷，這也肯定是歷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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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fe.mingpao.com/cfm/dailynews3.cfm?File=20110211/nclvx001/vx001a.txt
© prejudice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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