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生9级地震，引发了大海啸，灾区满目疮痍，令人惨不忍睹。更可怕的是福岛核电站冷却设施停止运转，随时可能爆发骇人听闻的严重核污染事件，一旦强辐射物质进入大气层，即有四处扩散之虞，从而紧紧吸引了全球民众的眼球。

大地震爆发时，福岛核电站1、2、3号三座反应堆均自动停止运转，无法供电对放置依然释放热能的核燃料棒的反应堆进行冷却。外接电网及反应堆自备柴油发电机组均在地震中遭到破坏。另外，4号堆放置依然释放热能的乏燃料棒的水池的冷却设备也无电力供应。循环水冷却系统供电问题拖宕未决，海水喷注及直升机浇水的办法仅权宜之计，且过迟付诸实施，核燃料增温到一定程度，即有可能爆炸进入大气层，爆发一场核灾难。

震灾爆发以来，已逾10天。灾区许多避难所食物及御寒用品不足，一天只能给每人供应2个饭团。一家三口靠一片面包充饥，3个人分一碗味增清汤。据不完全统计，不到一周，23名灾民居然在避难所中因冻馁而死。

日本民众处变不惊，秩序井然，留给外界很深的印象。灾变发生以后，行商坐贾概不趁机抬高物价，保险公司不援引“天灾非人力所能抗拒”的条款拒绝理赔，在在可圈可点。

对比一下，日本政府救灾措施却不到位，存在严重的缺失。救灾不得力，在国际危机中亦意味着应变能力不足。对比日、中两国政府救灾能力之差距，令人大跌眼镜。本文限于篇幅，仅从战略层面分析一下，日本政府救灾存在缺失的原因。

第一，据笔者体会，日本军政界战略家确实欠缺大开大合的气魄。平日评估情势时，“察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决策时患得患失，设若涉及外方或者外国，瞻前顾后，又不够坦诚。这在处置福岛核事故中，纤微尽现。这是日本军政界的决策文化的大背景。

第二，日本政府官员及工商企业高管的一个普遍特点是习惯于遵循“唯上”的法则办事，囿于常规观念的约束，缺乏发挥个人创新能力的氛围。如果读者有机会同日方访问团对话，会发现日方主官说话时，下属都噤若寒蝉。久而久之，中、下层主管官员办事刻板、机械，处理问题时应变能力不足，遑论危机处理了。这是日本官场或公司文化的一个特点。

第三，日本政府更迭频繁，内阁之短命，在各大国政坛中，无出其右。民主党上台才两年多，高层官员都是政客出身，缺乏行政经验。平日民主党又以“反官僚”为标榜，与行政经验丰富的职业官僚阶层的关系之和谐，远不如长期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处理危机时，欲求如臂使指之效率，谈何容易。

第四，日本实行小政府体制，讲求高效廉政。平日政府设置机构时，贯彻“扁平”的原则，减少叠床架屋的现象。毋庸置疑，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的捷径。然而，一旦特大灾难降临，小政府体制确实限制了政府救灾能力的发挥。纵使自由民主党执政，情况也是如此。

第五，东电虽属民营，却官僚习气浓重。福岛核电站带病运行，却还想不予废弃。11日下午发生地震，东电明知外接电网及自备发电机组已被海啸摧毁，靠蓄电池运行冷却设备维持不了几小时，却迟至夜晚才透露冷却系统告废。加之，启动冷却系统必须架设临时供电线，东电迟至震灾五天后才想到这个主意。灌注海水宜早不宜迟，东电又怕灌注海水会缩短反应堆的寿命。

东电既受政府影响，面对危机就不应以省钱为前提；既以赚钱为宗旨，办事就不应疲沓因循。像中国大国企，尽管平日小事故不断，危急存亡之秋，该拍板时果断行之，不会因为经济效益而犹豫不决。

第六，日本政府施政时，首先要顾虑到舆论的掣肘。这届政府该做的事，往往推给下届处理，行事准则不是“釜底抽薪”，而是“扬汤止沸”，不啻厝火积薪。

第七，自卫队远非日本社会一个强势群体。自卫队没有军法，“临阵脱逃”不构成犯罪。社会对自卫队认可值不高，却在灾难中寄予巨大的希望，成为一个悖论。台湾军队也存在类似问题。军方担忧新兵训练时出事故，招致舆论抨击，因此规定气温超过32℃，新兵一律不出操。训练营还装有空调，舒适度不逊于居家。战时，却希冀军队保全身家，岂不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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