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28日 10:03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作者：罗杰·金巴尔 刘伟译
本文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网站 作者：罗杰·金巴尔 刘伟译 原题为：雷蒙·阿隆和观念的力量——评《知识分子的鸦片》
是我们在良善和邪恶之间的选择，而非我们对良善和邪恶的意见，决定了我们的品格。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
专制制度经常是以追求自由的名义而建立起来的，这种经验警示我们：判断一个政党，不能仅凭这个政党宣称的原则，更多还应看其所作所为。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在苏联，人们拥有全面的批评的自由。
——萨特1954年访问苏俄后的讲话
桑塔耶纳说过一句让人警醒的话：“那些忘记了过去的人，将注定重蹈覆辙。”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人类行动的世界，同样适用于观念世界，因此重读一本书和初读一本书同样重要。时间的流逝会让敏锐的卓见失去其冲击力，不再被今人所注意。昨天的警告今天已经被我们遗忘，除非那些非常事件再现，我们是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的。这是人性之常态，人性的错失和面临的诱惑并没有改变，但周边环境是一直在变化着的，为紧握真理起见，真理需要经常重述。重读一本杰作则是此种重述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它可以让我们与前贤曾经认知到而如今已半被我们遗忘的真理再次接触，让我们重归已被错置的信念，使那些被遮蔽的洞见重新焕发生命力。重读杰作提醒我们，重新发现过去的真理是至关重要的，就如同故友重逢更能加深友谊。
阻碍人们重读杰作的原因也很多。人们的懈惰当然是其中之一，或者就仅仅是因为忙碌—一种我们这个提倡进步的现代特有的病症。还有一个如何获得这些杰作的问题：很多杰作就因为不再再版而几乎退出我们的视界。有人会争辩说我们有图书馆收藏，但我们知道，仅仅于图书馆才能获致的书的影响力在今日的文化讨论中已日渐式微。这让我想起了一本杰作，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对阿隆的这本书，我估计几乎每一个本书评的读者多少都知道一点，很多还应该读过或至少浏览过。该书于1955年在法国出版，当时正值冷战的顶点，这个题目－“知识分子的鸦片”—于是显得很有些耸人听闻。该书在美国也反响热烈，英译本于1957年出版。历史学家克莱恩·布林顿在《纽约时报》上对该书的评论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一本“对今日西方世界的现场直播”。阿隆论述的主题是知识分子的着魔，一种由于坚持特定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智识上和道德上的精神混乱。他想探求是什么原因让一些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陷落毫无同情，却容忍以唯一正确的原则的名义所犯下的最残暴的罪行？”《知识分子的鸦片》这个书名是对马克思那个轻蔑的断言“宗教只是人民的鸦片”针锋相对的回应，阿隆引用了西蒙娜·薇依的一句机巧的话作为箴言：“对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无可置疑地是一种宗教，人民会以最低的理智来看待这种宗教教义。”幸运地是薇依这句话事实上只部分正确。马克思主义及类似思想体系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人民的麻醉剂。但它们确实已成为一部分执迷不悟的人的一种鸦片－这部分人就是所谓“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20世纪写出过的最有开创性的书之一，是对研究知识分子的“虚妄”这一主题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本主题的相关文献稀少，重要性也被低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该书已很多年没有再版了。最近“交易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新版本，这一举措值得欢迎，尤其是新版还有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所写的导言和附录的文章“狂热，审慎和信仰”，这篇文章是阿隆于1956年对他的批评者的回击。正如曼斯菲尔德教授所指出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是冷战时期的“首要文献”，冷战时期的对抗同时运用武器和言辞，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该书“仅关于过去”。阿隆所分析过的现象的各种变形依然存在在我们中间，即使其代表人物已经换人了。所以说这本《知识分子的鸦片》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阿隆于1983年逝世，当时他已年近8旬，如今这位20世纪智性生活中的巨人已半被遗忘。集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于一身，他是一种最稀有的理想主义的重要代言人，一种追求“常识”的理想主义。阿伦·布鲁姆在阿隆逝世后不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称赞他“在长达50年，对我们可能有的各种政治选择始终有正确的识见。他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他相信我们西方的政制，尽管还有各种缺陷，是人类社会迄今的最佳政制，也是人类唯一的希望”, “他是那类对民主制度不可或缺却又几乎难以在这种制度下立足的人；他明智而博学，同时又努力对公众进行政治教育”。
在阿隆的事业生涯中，在索邦大学，在高等实验研究学院，在法兰西学院都曾拥有许多地位显赫的学术职位，他写过40多本书，主题从历史学，战争研究到法国的文化和政治前景等，但他决不仅仅是一个学院派。他还是个永不疲倦的政治评论家，为《费加罗报》撰写政治评论达30年之久，在生命晚期则是为《快报》撰稿。（在二战期间，他还曾为《自由法国》写稿。）
尽管在生命晚期，阿隆声誉日隆，但他似乎从未享有过梅洛－庞蒂和自己的巴黎高师同学萨特所拥有过的那种眩目的声名。这部分是因为他那种绝不自夸的智性风格，也因为他没有对声名的虚荣，换句话说，他看重“真理”而不是“虚名”。从许多方面看，无论就学识的深度和广度而言，阿隆都是他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他在顶尖的学术机构中地位尊贵，其学术地位从这件事也可见一斑：萨特曾以谦卑的态度送给他一本《存在与虚无》，自称该书只是为阿隆早期关于历史哲学的著作所作的“本体论导论”。
从50年代到70年代，阿隆一直被激进的左翼分子，其中包括他以前的朋友梅洛－庞蒂和萨特及他们那些忠实的门徒，所诽谤咒骂。1963年，苏珊·桑塔格攻击他的一段话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她诽谤阿隆为“一个被德国哲学搞得癫狂后才以所谓“地中海德性”的名义，转宗盎格鲁－撒克逊经验主义和常识的人”。而事实上却是，很难再有人象阿隆那样既精通德国哲学，却一点也没沾上这种哲学的“癫狂性”。他那冷静而敏锐的智力，使他既能出于知识上的好奇心研读黑格尔，又能对研究对象的荒谬有足够的免疫力。
阿隆被左翼分子所憎恨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右翼分子的党羽。相反地，他一直自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是个有左派思想的人，当然他所指的左派思想是指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高级阶段的自由主义（布鲁姆把他论阿隆的文章题为《最后的自由主义者》即源于此）。阿隆对左翼的批评并非出于情感的谩骂，而只是他的自由主义观点的理智延伸。正如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对这位老友深情的回忆中指出的那样，阿隆在年轻时曾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然后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共产主义）最坚定，最严厉和最博学的批判者”。（希尔斯和阿隆一样，是极少数几个为自己研究的学问增添了荣耀的社会学家之一。）
需要再一次指出，阿隆的这种转变并不仅意味着对年轻时的理想的简单批判，而是基于一种对理想的成熟的认知，那就是任何理想只有在不摧毁其致力于提升的目标就能实现的条件下才值得珍视。明白了这一点，有助于理解希尔斯为何称阿隆“既致力于追求启蒙运动的理想，但又有所保留”了。启蒙运动理想表现为一种基于理性力量的信仰，阿隆之所以对之有所保留是因为认识到人类的理性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就启蒙运动信奉世俗主义，人道主义，理性对迷信的胜利这些观念而言，可以称阿隆是启蒙运动理想忠诚的儿子的话，在很大程度也可以称他为很多启蒙运动思想家所着力批判的那个旧式传统社会的忠诚的“孙子”。当启蒙思想批判每一种信仰，只承认自身这种基于理性力量的信仰，就趋于成为一种浅薄的思想。
阿隆批评启蒙运动理想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宽容这种理想的反对派的倾向，实质是背离了理想本身的原则，他对此写道，“一个无神论者也应该捍卫宣讲宗教的自由，因为这其实也是在捍卫自己的思想自由”。阿隆具有这种宽容精神，是因为认识到现实是错综复杂的，人的知识是有限的，相对于思想人的行动才是最根本的。希尔斯说，阿隆“很早就认识到发布崇高的宣言和进行道德谴责都是虚妄和徒劳的，这么做要么是出于强求尽善尽美，要么就是欲以尽善尽美的标准来裁定现实的境况”。阿隆自己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也曾指出，“任何人类的已知政制如果和一种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想联系起来，都是该受指责的。”
阿隆事业的主旨是“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不是萨特一贯主张的那种痛苦的先验的或者说本体论意义上的“自为的存在的责任意识”，总是背负着无根的自由的重压，而是一种平凡但却不可缺少的被称为“审慎”的那种德性的具体体现。阿隆认识到，对人类来说，最佳的行动路线往往是探求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智慧就体现为一种能选择现对较好的行动路线的能力。他强调指出：“永远不要急于下定论，也不要以绝对真理已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姿态来判定自己的论敌。”
有必要注意到阿隆最喜欢用“平凡无奇”之类的词语来表示赞扬，而当他用“诗意”之类的词语时则往往语含贬义。在他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阿隆说他写《知识分子的鸦片》，其目的就在于努力“让意识形态的诗歌下降到平凡的现实”。被阿隆称为“革命的神话”（还有象“左翼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如此诱人，就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诗意”的魅力，它们激起了这样一种幻象，“一切都是可能的”，于是一切－包括历世的制度，社会的机构，甚至人性本身，都可以以暴烈的革命行动的手段而彻底改变。当“革命的神话”与所谓“历史必然性”－一个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荒谬的观念－的教条相结合，这个神话必然成为极权主义僭政的辩护词。当苏俄对富农的无情清算是以马克思主义辨证法阐明的一种必要性的面目出现时，难道就合理合法了吗？与化学的机理相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鸦片最初的效应是激起巨大的快感，其后它的麻醉效应才彰显出来。
与革命论者不同，改良主义者认识到社会具有很强的抗拒变迁的倾向这一现实，认识到真实的人性不是整齐划一的，因此认为真实的社会进步都是以不可预知的，零敲碎打的方式来实现的，因而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阿隆注意到，“改良主义者是平凡务实的，革命论者则是诗意幻想的”，相应地，改良主义者是扎根现实的，革命论者则是空想的。
在其《回忆录》中，阿隆承认“我的确认为尘世的社会组织，其运转过程到最后都是相当平凡无奇的”（让人想起白芝浩所观察到的事实，“文明的本质就是钝滞，一种旨在破灭种种热烈激情的精心发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主题就是“人的美好生活”，那是什么构成了“美好生活”呢？阿隆机敏地提醒我们注意，一种政治主张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越是不着边际的夸大其词，往往越是最怀有恶意的：他们先是许诺一切；随后给民众带来悲惨和穷困。因此阿隆拒斥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西方传统的乌托邦思想畸变之后的产物，它继承了传统的乌托邦思想那种征服自然的雄心和提高众多微贱者的地位的政治主张，不同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张为实现乌托邦，必须牺牲那些一直以来就是推动人类不停进步的核心原则——探索的自由，异见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和投票权。”
和一个全面自由和永远消灭了一切形式的不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的远景比起来，这些自由似乎是平凡无奇的，但那种对所谓“无阶级社会”的空想，在阿隆看来，“只能将其视为儿童图画书中的插图”。
虽说阿隆对一切”诗意幻想”都持怀疑态度，而要求人类行为始终能冷静明智，无可否认，这种看法本身也具有“幻想”的一面。也许有人会说，阿隆是呼唤 “平凡务实”的“幻想家”。换句话说，他是坚持平凡务实的运则而反对虚幻理想的蒙骗的斗士。虚幻理想的远景，所谓整体的全面的解放，之所以能很容易蒙骗缺乏清明理性者的思想，就是因为“解放这个词本身含了一种对未知、未来和绝对的诗意幻想。”但是这种对“绝对”的诗意幻想本质上是反人性的。阿隆冷峻地观察到，在真实的世界里，所谓解放的理想造就的只是“全权国家”。
对阿隆来说，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关键“不在于激进的选择，而在于难以明言的妥协”。他的立论总是以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为基础，而不是以对人的想象出发，“即使有被指责为犬儒主义的危险，我仍然拒绝相信有任何社会秩序能只依靠公民的德性和无私而建立起来。”遵循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思路，阿隆相信有一种机制可以让个体的缺陷成为补救社会的缺陷的手段。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古典自由主义者将人看作“基本上是不完美的，这些不完美的个体会结成社会并遵从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公益”可能是无数个体行动的结果，但决不是个体刻意选择的目标。在最低限度上，他会赞成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将政治视为一种创造约束条件的艺术，使得人们的私恶能够为国家的公益做出贡献。“
阿隆乐于承认，古典自由主义这种平凡而低调的思想模式在外观上的确缺乏乌托邦的宏伟：
“如果人性没有因为“始祖的堕落”（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而被染污的话，个体将不会考虑自身利益，在不需要任何回报和补偿的情况下，都会为他人的利益倾其所有，那么竟然会存在创业者之间的自由竞争，以及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竞争，无疑是不可思议的。“
但这种对人性未被染污的假设实质上只是一种无望实现的“救赎应许”。阿隆提醒我们要注意两点，其一是因为“始祖的堕落”，人性就再不可能是未被染污的了；其二，“始祖的堕落”尽管被正统基督教里职责就是“绝对谴责”的先知们视为灾祸，实际上却是“幸运的堕落”——人性的真实景况。乌托邦主义者往往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持乐观看法，却对具体的男人女人们持悲观看法。以卢梭为例，他曾悲哀地写道，“我相信我了解“人类”，但却不能了解“人们”。相反地，反乌托邦主义者对“人类”整体持一种悲观的或至少是清醒的看法，而对具体的个人，这种宽容和慈悲的悲观主义者倒是持乐观看法了。
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前言里，阿隆强调他的辩驳不仅仅是针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之外，更是针对那些“共产教义的鼓吹者”。这些身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香客”，却总认为西方世界总是错误的，认为人们可以“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良善的化身，代表理性，因而属于未来；一类是邪恶的化身，代表迷信，因而属于过去”。
当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教条已根除了根据看起来琐屑但却真实的现实情况修正自身理论的可能性时，马克思主义就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当梅洛－庞蒂断然告诉我们，在现代世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所谓“真正的主体间性”唯一的形式，当他写到，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某种特定的历史哲学，而是唯一正确的历史哲学，拒绝接受这种历史哲学就是毁灭关于历史的理性”时，理智的辩驳已经不能让他放弃这种愚妄的态度了，此时他所需要的是智性方面的解毒，而非辩驳了。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萨特身上，他为从苏联到古巴的极权统治而欢呼，而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则表现出严厉的憎恨（萨特曾呓语般地叫嚣，“美国是只疯狗”，它是“新法西斯主义的摇篮”）。阿隆评论道，萨特之所以“不赞成平凡的社会改良，而成为口头上的激进革命论者，只是出于一种伦理激进主义，加上对社会结构的无知，以及对资产阶级情绪上的憎恨。”
《知识分子的鸦片》除了要让知识分子们回归平凡务实的正道，也希望能让他们免于在智识方面的昏乱不清，正是这种昏乱不清造就了许多智识上的“怪胎”。举例来说，尼采和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原本是直接对立的：尼采赞美孤傲的天才，主张建立由“超人”主宰的贵族政制；马克思则赞美群众，主张建立一个旨在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任何理智清明的人都可以看出其中根本的差别，但某些自称受尼采和马克思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却根本无视这些差别，阿隆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和尼采（以及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传人往往以各种形式互相引为同道。萨特的“存在主义”，德里达和福科的“虚无主义”，都展现出一种相同的智性上的“无所节制”。他们的学说虽然各有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敌视既存的秩序—阿隆把他们这种精神状态称为“知识分子的职业病”。
乔治·奥威尔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某些观念是如此荒谬，以至于只有某个知识分子会相信这些观念。《知识分子的鸦片》为解释奥威尔所贬损的那种现象，知识分子更易被观念蒙骗，提供了指南，阿隆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它的恶果，描绘了它的路线图，并指明了可能的逃离的出口。
对《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指责也很多。阿隆在“狂热，审慎和信仰”一文就注意到了某些读者对《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一种批评，认为该书“是消极的，书中充满大量的辩驳，却没有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该书还经常被指责为为“怀疑主义”唱赞歌，持这种论调的人总是引用全书结尾处的半句话作为例证，“让我们为怀疑主义者的降临而祈祷吧”。阿隆批驳说，实际上，摘引这半句话作为批评论据的人只是断章取义，歪曲和误解了他的本意。阿隆完整的结语是这样的：
“一个人不再期望通过革命或经济计划实现社会奇迹般的转变，他这种正当的行为不是没有理由可讲的。只是因为他热爱活生生的个体，自愿参与充满活力的社群，并尊重真理，他才拒绝屈从于人性的抽象理想，一个残暴的专制政党和荒谬的经院哲学，保持了精神的独立。他不再相信任何乌托邦，质疑所有预言大灾难和许诺救赎的先知。如果他们能够彻底离弃狂热，那就让我们为怀疑主义者的降临而祈祷吧。”
可以看出，在这段话中，阿隆主要批驳的对象是“狂热”。但他也认识到，人们的狂热退去之后，往往会变得冷漠，而冷漠和狂热一样，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不健康状态。精神上的虚无主义才是最终的敌人，狂热和冷漠都根源于虚无主义。阿隆认为，怀疑主义是有益还是有害，取决于人们在某一时刻更害怕哪种状态：狂热还是冷漠。现实生活中，正确引导我们思考和行动方向的是“审慎”这种实用的智慧，“审慎”是这个俗世的“神”（阿隆引用伯客的话）。换句话说，对阿隆来说，怀疑主义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他写道：
“怀疑主义也许能让人停止吸食那些思想鸦片，这当然绝对必要，但也不能治愈思想的中毒。只有当思想中毒的人能够有所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建立在幻象的基础上，他的精神才算健康了。“
还有必要注意阿隆提倡的怀疑主义并不是一种全然消极的态度。正如T.S.艾略特在《关于文化的定义的笔记》中所指出的那样，怀疑主义并不一定就必然是破坏性的，恰恰相反，怀疑主义首先是一种仔细审查论据的习惯，一种不急于做决定的能力。怀疑主义是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当然如果它堕落为皮浪主义（皮浪是古希腊的不可知论者），也会导致文明的灭亡。怀疑主义是强健的，皮浪主义则是虚弱的：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不急于做决定的审慎，更需要慎思之后做出一种决定的能力。阿隆可能会同意艾略特的这些看法。他也许还会提醒那些指责他缺乏“建设性”的批评家，不要忽略了这个事实：单单传达平实的真理，就已经具有很积极的作用。黑格尔当然是个杰出的“建设性”思想家，但同时也很大程度地误导了后人。那种对“建设性纲领”，对“积极结果”等的强求往往变成对幻象和蛊惑的呼唤。阿隆则满足于探究平凡无奇的现实。
阿隆毫不留情地批判某些知识分子心智上的“中毒“，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反智主义者，蔑视观念的重要性。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知识分子，更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观念，不论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具有巨大的力量。他写道：“知识分子总是为无力改变事件的进程而感到痛苦，其实他们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政治家总是学者和作家的信徒。”欧文·克里斯托在一篇于1973年写成，题为《论资本主义和民主观念》的论文中，将阿隆的这个观点进一步发扬光大：
“两个世纪以来，许多掌管美国社会事务的大人物根本不相信观念的重要性，一直到某一天，当他们的子辈的思想被某些特定的观念所占据，开始向他们的权威造反或是弃离家族所在的社会团体时，他们才猛然感到震惊。事实上观念是极端重要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表面上稳固，也有很多人参与其中的公共机构，无论是经济性质的，政治性质的还是宗教性质的，总是依靠组成这些机构的人们头脑中的观念才发展起来的。观念的杠杆效应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智性气候的某些不起眼的转变，这一过程可能是缓慢的却又是无情的，将使我们熟悉的制度和机构扭曲为某种未能预料到的怪异形式。”
阿隆写《知识分子的鸦片》，部分目的就是警醒我们注意“观念是极端重要的”这一冷峻的真理。但令人悲哀的是，在这本书出版后的近50年里，我们西方社会里的许多重要人物继续忽视观念的重要性，没有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观念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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