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解框架(7-11完)

上回讲到，81年初开始了为了对抗通胀而进行的经济紧缩，投资削减，工资增长受到控制，整个经济一下子硬着陆了。

紧缩政策施行几个月之后，总得重启经济吧，所以还是得调动企业积极性啊。而且，经过前两年的轻工业投入，现在新一轮的刺激政策，重点轮回到能源原材料交通等上游重工业了。上回讲到的那些企业自主经营的手段，比如利润留成，比如计划外销售，慢慢又回来了。不仅如此，82-83年间，还有了很多更激进的刺激方式，比如有的地方开始搞企业的利润包干，就是指上交一个固定基数，余下的全归企业。这也有点象前面讲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税收分配的激进模式，能够更加刺激企业的生产主动性。

但是这些都是在给企业让利的方向上进行的改革。上回讲过，完整的“自负盈亏”模式，还得包括企业不能从政府自由获得好处，必须建立“拨改贷”之类的制度。但是这些损伤企业利益的制度却得不到企业的支持，进展缓慢。结果就是，企业从政府获得资源依然容易，分给政府的利润却越来越少。对于政府而言，就是散财容易收财难。这也和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尴尬处境是一致的。

此期间，改革者还心存着在计划内搞价格改革的幻想。81年，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建立了253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希望能够通过数学优化的方式，找到用计划手段达到“最优价格”的方法。结果很不幸，算不出来，失败了。到了84年，zzy基本上死了在计划范围内搞价格改革的心，意识到必须依靠市场来优化价格。

另外，又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害怕又出现通胀，81-84年间，严控居民收入增加，使得终端消费品的需求增幅受到限制，那么，79-80年大力扶持的轻工业所造成的巨大产能，尤其是纺织行业，一下子就变得供过于求了。到了83年，由于布匹衣服供给的宽松，布票这种东西甚至都渐渐没有必要了。广大纺织企业不得不下力气“开拓市场”，寻找销路。这又一次重现了我们上一回讲到的Naughton论断：中国的改革是从一个供给短缺的经济过渡到一个供给过剩的经济，在供给短缺紧俏的时候，企业不需要市场，执政者也害怕市场，因为此时的市场会价格高涨，造成社会不和谐。只有当供给进入相对过剩的时候，企业才有寻找市场销路的压力，才会学习怎么在市场里面做生意，学习怎么迎合消费者的口味来改进产品，增加自己的竞争力。也只有在供给相对过剩的时候，执政者才不担心放开市场交易带来的社会动荡。

联系起上回讲到的内容来看，79年的经济整顿，削减了重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的需求计划，使重工业供过于求，从而迫使重工业开始学习在市场中游泳；81年的经济进一步整顿，连轻工业的需求计划（就是消费）也削减了，使轻工业供过于求，轻工业也开始学习在市场中游泳。在这过程中，以及之后的多轮刺激和紧缩的轮回中，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的产能在不停地增大，短缺的情形越来越少，供过于求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学会了如何按照市场的规则来获得销路，而最核心的价格改革问题，甚至也在90-91年那轮大紧缩大萧条之中，无声无息的解决了。

回到82-83年，这两年发生的事情不多，除了上述几条之外，就是银行的改革。如果有机会专门写金融机构改革史的话，再细说之。关于国企，这两年给84年的大改革做了铺垫，使得当政者意识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做法，有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计划和市场是必然要打架的，完美的协调两者的方案是不存在的。这成为84年改革的大背景。

国企改革84-88

偏向市场的双轨制

到了84年，zzy心里面基本已经打定主意，放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保守双轨制”，而要走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1. 上篇提到过，通过数学计算来优化计划价格的努力失败了；

2. 在农业（包产到户）、能源（比如集体和私人的小煤矿的大发展）产量大发展的前提下，意识到，这些非国有、非计划的经济事实上增长动力很大，比计划内的国企强；

3. 从前农业和能源是国民经济的瓶颈，造成普遍短缺，而短缺使得计划分配成为必要。现在，这两样不短缺了，计划配给的必要性也就大大下降了。

84年开始，在取得党的高层的同意的前提下，zzy开始了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方面，是继续搞国企“自负盈亏”改革，主要就是“利改税”。但是一直搞到87年，效果都不好。利改税的出发点是划清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界限，激发企业盈利的积极性，但是在价格体系没有改革的前提下，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行业间（还有地区间）的利润率差别太大了，基本不可能划定一个一刀切的税率。利改税好歹名义上是实施了，但是为了应对这种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在统一税率的产品税和所得税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可以人为调控的“调节税”。这么一来，利改税就失去了意义，盖的结果依然是大家每年都要谈判“调节税”怎么收，和之前谈判上缴多少利润，没有本质区别。

但是第二个方面的改革则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那就是，决定冻结并且缩小计划经济的部分，鼓励市场经济部分增长，最终使得计划的比例越来越小，整体经济实质上慢慢地市场化。这个思路，在84年之前，是模糊的，有争议的，不敢提的。在84年，正式成为改革的明确大方向。Naughton书名为《growing out of the plan》，就是指这种市场依靠增长来盖过计划的过程。

具体说来，这个改革思路体现在84年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俗称扩权十条），明确了“厂长负责制”。按照五个维度来说：

1.人的方面，企业领导者可以自主的组织管理团队、雇佣技术工人、设定工人升职。86年，终身雇佣制的大锅饭被打破了，“新人新政策”，老工人还是“正式工”，新工人则成为“合同工”，还有“临时工”，成为用人上的“双轨制”。88年，开始搞“优化组合”，企业可以变相的清退冗员，相应的，政府也建立了更换岗位、失业基金等方式，来解决被清退人员的生计问题。

2. 钱的方面，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资金自主权，奖金总额的上限宽松了，工资总额也不再限定，而是随着利润的增速，有一个工资总额的增速系数。企业还可以拿余钱来投资其他企业。

3.物的方面，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这本来是计划的核心内容，现在计划的范围冻结甚至缩小了，计划仅仅限于重大项目、大企业、重要的基础物资，而且计划管理的品类在不停地缩小。产品的产量上，延续了之前的双轨制，计划内的任务要完成，根据计划指令来调拨，计划外的产量，自由在市场上销售。产品的价格上，84年也正式承认了“市场价”的合法性，高于“计划价格”的“市场价格”，从此不再偷偷摸摸，只要比计划价格高出20%-30%以内，完全没问题。

厂长负责制，也经历了越来越宽松的演变。最初，关于计划任务和利税分配，需要政府和企业每年谈判。后来，推广了长年承包，就是定下一个任务就5年不变，这样就给了企业更大的增收动力。承包有多种形式，各地也有不少公开竞标承包工厂的例子。后来，一些厂子干脆被变相的转让给地方、集体，甚至私人，开了“卖”的先河。股份制也是一个选项，比较普遍的是职工内部持股。这时候的股份制实际意义还不大，往往是一种变相的债券的概念，或者企业以分红的方式分配收入，逃避政府对工资总额的限制。

到了88年，通过了《企业法》和《破产法》，这些企业自主权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了。

而那个被“冻结”的计划本身，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改革目标是从指令性强制计划变成指导性的计划，就是说，要慢慢变成通过财税政策等手段间接的对企业的生产进行控制，而不是直接用行政命令控制。这其实就和今天的“宏观调控”是一样的了。

87年，zzy甚至在讲话里说，不仅仅要搞产品的市场化，还要搞要素的市场化，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地产等等。

对于企业来说，因为“计划”被冻结，那么，计划强迫生产并以计划低价上缴的那部分产品，实际上变成了政府收取的一个固定的“税”，类似于农民面对“征粮”的那种意思，所以，计划已经不再是企业决策和行为的核心，企业的行为，已经是在围绕着市场来转了。

价格改革vs企业改革

这里需要区分一下84年之前的双轨制和84年之后的双轨制。84年之前的双轨制是“保守双轨制”，市场那个轨只是计划那个轨的补充。而84年之后，有意的偏向了市场那个轨，最终目的是市场那个轨把计划那个轨给吃掉。

具体怎么吃，当时很有争议，经济学家分成两派，一派较为激进，以吴敬琏周小川为代表，主张尽快“二轨合一”，也就是尽快进行全面彻底的价格改革和税收改革，把计划的部分彻底端掉。所谓“吴市场”的名声，就是这么来的。但是，我们之前说过，价格改革是很有风险的事情，弄不好就会物价飞涨。为了创造良好的价格改革的环境，就需要首先进行一轮经济紧缩，缩小投资，压缩消费，造成暂时的供过于求的局面，然后趁这个机会来搞价格改革，才不至于有太大的通胀压力。总之，宏观紧缩，是价格改革的前提。

另一派经济学家，以华生为代表，则可以容忍双轨制的长期存在，他们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要让企业先学会怎么面向市场进行生产，而双轨制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既允许企业下水游泳，又有计划的游泳圈保证基本的安全。他们主张逐步冻结计划，缩小计划，通过市场比例的扩大，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面向市场，提高积极主动性。与之配套的，自然是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通过承包、股份等手段，刺激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我们把前一派称为“价格改革派”，后一派称为“企业改革派”。

从事后回顾，84-91这些年，基本上是按照企业改革派的路数在走的，就是比较保守。甚至到今天，某些重要的基础物资，价格都没有完全放开，依然是发改委来定的（最典型的是石油和电力，呵呵）。这就是当初企业改革派的遗产。

但是并不是说价格改革派从来没有得势过。事实上，86年的时候，激进派组成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俗称“方案办”，当时zzy对他们的主张很感兴趣。但是后来财政部测算了一下，要是实行激进的价格改革，政府需要支出的价格补贴太多了，搞不定，zzy这才放弃。

到了88年的时候，又有一轮激进价格改革的高潮，从邓倒赵都主张价格闯关，但当时宏观上并不是一个紧缩的环境，此时高价格闯关是不合适的，结果造成强烈的通胀预期，抢购成风，社会乱了，不得不罢休。

直到92年，价格改革才最终得以基本实现。

因此，84-91这些年，主要是双轨制+企业改革为主。92年之后，双轨制才淡出人们的视线。

双轨制期间的成就

此期间的成就大家都有目共睹。整体经济增长迅速，虽然84年之后农业陷入停滞（84-88年农业产量呈下降趋势），但是工业的突飞猛进令人瞠目结舌。这里面不仅仅是乡镇企业和私有经济的贡献，大中型国企作为一个整体，在迅速增长的工业总产值中保持了已有的份额（40%左右），也就是说达到了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此时间段内，乡镇企业和私有经济等非国有的比例在迅速增大，从85年的不到20%增长到91年的30%左右，但是他们所替代的，主要是城市中小型国企的份额，这些小国器，大多是上的轻工企业，比如每个城市必有的纺织厂、鞋厂、食品厂之类，他们在市场环境下，干不过机智灵活的珠三角长三角和浙江小厂，市场被侵占殆尽，陷入亏损状态，有的在80年代末就被变相转让，有的进入90年代以后被正式破产或者卖掉。到99年，此类城市小型国企的产值份额已经下降到5%左右了。（参见）

从消费水平看，80年代后半期，家电三大件等耐用消费品开始进入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人们的衣食住行也全都上了档次。这一切，均拜迅速发展的经济——尤其是工业——所赐。

双轨制期间的问题

问题自然也不少。有些问题，比如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控制的财力下降，比如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区差异扩大，这些主要是经济权力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的结果，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政府收入的下降导致很多大项目的下马，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科技投入下降，军费支出下降。当时说“脑体倒挂”“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运十下马”之类，都和中央财力吃紧有关。

有些问题则与双轨制息息相关，比如“官倒”之类的腐败问题，这成为89年人民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一个问题则来源于通胀。85-89年，经济上为了鼓励增长，采取了宽松的政策，CPI、PPI增长大都是两位数的，低的也在7%以上，比80年惹怒陈云的通胀要严重多了。尤其是85年和88年，尤为严重。但是赵和陈不同，陈舍得下狠手搞紧缩，哪怕硬着陆，而赵舍不得看着增长的数字掉下来。85年底，87年底，两次出台紧缩政策，中途都被zzy叫停，最终积累起了88-89的恐怖的通胀。当然，88年的问题也和邓不合时宜的讲话有关，他竟然公开宣布我们要搞价格改革了，造成了全社会的恐慌和通胀预期，结果还没来得及价格改革呢，抢购就出现了。通胀是有其自我实现性的一面的。（参见）

大通胀的局面下，粮食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有政府的价格补贴，政府也在忙不迭的为城市职工同步涨工资，但是某些品类的产品，比如蔬菜等副食品，还有基于棉纺的服装，其飞涨还是让人受不了。

从具体的居民收入的变化来看，对于农民而言，78-85年时收入增加的年份，86-89年，收入增加基本停滞。对于城市职工，76-80年收入增加的快（我们前几篇解释过），80-83年，由于调整经济压缩消费，城市收入停滞；84-86年，紧缩政策结束，宽松政策主导，居民收入又增加；87-89年，由于物价上升的原因，城里人实际收入则下降了。与此同时，企业经理、能够倒卖批文的倒爷等等，则成了飞速发财的夫人。社会收入的不公平在这时已经开始体现出来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银行坏账问题。中国人民有了余钱喜欢存起来，储蓄率高，那么，既然政府缺钱，有的国有企业为了扩大生产也缺钱，或者没有盈利但是要发工资，那么，这一时期，银行贷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这里面有相当比例的贷款最后变成了坏账。这和当时的银行体制是有关系的。如果有空写金融体制改革的话，再细说之。

国企改革8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