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不公已经发展到一个触目惊心的程度，这与追求社会公正为核心目标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最近，中国官方首席媒体《人民日报》发表了“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这篇文章，直面探讨并呼吁民众理性看待中国社会不公问题。客观的说，《人民日报》能坦然承认中国存在社会不公实属难得。遗憾但可以理解的是，这篇文章未能点出社会不公的体制根源及解决之道。
都是体制惹的祸
　　公正是一种社会感觉。随着经济生活跨越式提高，人们对公正的要求也会相对提高。从人类历史上看，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社会公平是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对提高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一个相对更加公正的社会就越有可能出现。大体而言，社会公正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因此，当社会公正不能与经济发展做到同步水涨船高时，民众就会以各种方式对社会不公表示不满。
　　当今中国社会的不公问题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第一，特权制造社会不公。在几千年家天下的传承中，公权力私有化成为常态，追求特权的嗜好已经融入到了中国社会的血脉之中。在当代中国，任何一种政治和行政管理权力都可能成为一种私有的排他性的特权。在一些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小到拿公款公费私用，大到利用权力为自己、亲属和朋友谋取各种政治经济利益或进行利益交换，几乎已成家常便饭。对相当多的行政官员而言，天下为公才是浮云。
　　更可怕的是， “跨省慰问”、“官二代”等现象的出现，公权力私有化露出越来越狰狞的面目，有网友直言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拼爹”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初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已被“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所代替。“恨爹不成刚，恨娘非玉兰”精辟概括了当今中国社会生态的特点。“官二代”现象说明中国在监督和制约政治权力方面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制度甚至法律对权贵者形同虚设，对无权无势者却是一道道铜墙铁壁。无疑，特权是制造社会不公的最大源头。
　　第二，国有垄断行业加剧社会不公。从理论上讲，中国作为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利润应该做到全民共享。但事实上，国有企业亏损了，由全民为它埋单；盈利了，却是少数人得利。这种状况导致了国有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上存在太多的漏洞，各种财富产生的方式也严重加剧了社会不公程度。前不久，湖北一家电力公司3000人瓜分7亿，人人成为百万富翁，面对公众的质疑，官方却承认其为合法。其前因后果与前些年出现的国有资产转移和贱卖现象几乎同出一辙。
借鉴西方文明解决社会不公
　　面对社会不公，《人民日报》文章认为应该通过做大蛋糕来解决。做大蛋糕当然很重要，也很有必要。但中国GDP已经超越日本的事实表明，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做大蛋糕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分蛋糕的问题。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期待自然要从过去如何做大蛋糕转向如何公平分蛋糕的问题上。当前民众不满的原因就是蛋糕虽然大了，但蛋糕的大部分却被少数人瓜分了。
　解决社会不公，智者如孔子这样的老祖宗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在中国历史上，“均贫富”式的农民起义是解决社会不公的极端手段。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实质上也是一种解决社会不公的方式。今天中国应该走出这个历史路径。因为相对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世界上已经有先进的文明告诉我们怎么去有效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第一，实现经济自由化，走出权贵资本主义的瓶颈。亚里斯多德说，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其实，在更根本的意义上，人首先是一种经济动物。追求和创造物质财富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和进步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经济不自由是最大的社会不公。
　　要实现经济自由化，就需要最大限度的打破国家垄断。除了必要的涉及国计民生和安全的一些战略性领域，资源应该向社会开放。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在相对薄弱的行业如副食、蔬菜、轻工业品，制造业，粮食等领域能做到自由竞争，真正实现让市场来配置资源。但在诸如金融保险，电力电信，石油化工，铁路航空、烟草盐业、教育出版、广播电视、新闻报纸等领域还远未实现自由化，只有这些领域的自由化实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成熟和完善起来。
　　第二，实现政治民主化，确保平等的真正实现。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明和创造出一种比民主政治更加科学和可行的制度来实现和保障广大民众的平等。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表明，社会公正与政府权力存在一个负反馈机制。一个没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和制约，政府推动社会公正就会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社会公正就会出现赤字。
　　经验表明，民主制度能够有效消除特权。在美国市长苦于没有经费访问，而中国市长却可以慷慨相助的比较中，在美国总统（里根）儿子失业却也必须排队领救济金，而中国地方政府的一些个官员却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为儿子谋取光鲜职位，甚至还对曝光者进行“跨省慰问”的对比中，民主制度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的优越性几乎不证自明了。
　　在进入到所谓后现代社会的21世纪，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没有能力或不敢推行的国家，面对社会不公问题，仅仅呼吁广大民众的理性是远远不够的，政府更应该有所作为。

作者是中国独立评论人士—周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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