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独家报道: 新华网为何批评本台《中国维稳预算首超军费》一文？

新华网为何批评本台有关维稳报道？
作者：法广特约记者  麦燕庭

新华网4月6日发出题为《捏造“中国维稳预算”缺乏基本常识》一文，企图反驳法广中文网一则新闻报道，指“中国维稳预算首超军费”一文「完全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可惜，新华网文章才是真的无中生有，偷换概念。

本台于3月5日以《中国维稳预算首超军费》为题，报道中国的财政预算案支出，当中，导言已表明，「中国政府一方面增加社会福利来减少市民不满，一面则加大维护公共安全支出，使有关预算增至6244亿元人民币，比去年预算增加21.5%，实际数额和增幅均大于国防经费。」本台接着在第二段解释，国内公共安全开支主要包括那些细项，并在报道时事评论员程翔评论时引述「维稳」一辞，绝对没有像新华网所说在偷换概念，说什么「政府预算中没有维稳这一项，6244亿元人民币是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法广将其称为“中国维稳预算”无非是想制造噱头」云云。

看来，在偷换概念的，正是新华网的文章。

那未，指公共安全开支视为维稳费用是否一个不恰当的归类呢？绝不！在新华网2010年6月9日转载《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的文章中，一开始便援引《社会科学报》指出，「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该文接着引述各地近年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以致维稳费猛增，质疑天价维稳何时休，建议当局与市民透过听证会共商如何维稳。

为何新华网不批评《光明日报》或《社会科学报》以维稳费用去「制造噱头，吸引眼球」？为何新华网不指责有关文章「捏造所谓“中国维稳预算”」？为何新华网去年还转载有关文章？是中国政府去年和今年的宣传口径变调，此一时、彼一时？还是内外媒体有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事实上，公共安全开支被视为维稳费用已被广泛接受，路透社3月5日发自北京的报道也同样将两者相模拟：「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专家解岳说，这是公布的公共安全开支预算首次出现超过军费预算的情况。他说这些开支大体上是政府“维稳”的费用。」

可能，刺痛新华网眼睛的，是个别人士的评论，但新华网若以一个专业新闻机构自居，应持守「事实必须尊重，意见大可自由」(fact is sacred while opinion is free but)的传统新闻观念。

至于新华网文章中以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为例指出，公共安全开支略超出军费的情况「非常正常，有关模拟是否恰当？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笔者希望引述上述路透社的文章作结：「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真实的军费预算要大大高于官方数字。谢岳认为实际维稳费用也要远高于官方预算。」

新华网文章原文：捏造“中国维稳预算”缺乏基本常识
（作者署名：周继坚， 发表日期：2011年4月6日）
（原文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06/c_121272130.htm）

2011年4月6日新华社反驳法广文章截图。

前不久，境外法广中文网发表文章称，“中国维稳预算首超军费”，维稳给中国带来巨大代价。文章发表后，许多媒体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纷纷进行转载。只可惜，法广的这篇文章完全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政府的预算中，根本没有维稳这一项。法广文中提到的“中国维稳预算”达到6244亿元人民币，完全是偷换概念，6244亿元人民币其实是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法广将其称为“中国维稳预算”无非是想制造噱头，吸引眼球。

“公共安全”和“维稳”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公共安全的范围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为目的，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涵盖公安、消防、缉私等诸多领域，远非只是维稳那么单一。法广无视常识，竟然将中国政府对于这些领域的正常投入说成所谓的“维稳预算”，并称“这是中国用于维稳的预算第一次超过了军费预算”，无非是想误导受众，制造中国社会“不稳定”、“维稳代价 高昂”的假象。

事实上，在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当中，除了美国、法国以外，大多数国家公共安全支出都超过军费开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政府财政支出统计年鉴》，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公共安全支出分别为本国军费的114%、105%、157%、103%、109%，因此，中国公共安全支出略超过军费非常正常，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人民对公共安全的需要不断增长，中国公共安全支出稳步提升。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从2008到 2010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分别为4059.76亿元、4744.09亿元和5486.06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6.4%、16.8%和 15.6%，而同期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9.5%、11.7%和21.3%。这表明，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与财政收入增长保持着协调发展，并非如法 广新闻所编造和渲染的那样，需要应付“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局面。

捏造所谓“中国维稳预算”，企图给中国扣上“专制警察国家”的帽子，是法广文章的潜台词。可实际上，中国警察与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世界上排在相当靠后的位置。 以美国为例，美国警察共有警员92万人，警察与人口比例达到3.25‰，而中国警察与人口比例约为1.3‰，远低于美国的警员配备比例。如果以公共安全支出与军费比例而论，中国不及德、英、日、澳、俄；以警察占人口比例论，中国远低于美国，在这些数据面前，法广文章所谓中国“投入巨资维稳”的报道真有点指鹿为马的味道。

对于这类捕风捉影、张冠李戴的报道，人们并不陌生。在“3•14事件”和“7•5事件”后，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造谣污蔑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西方媒体的目 的就是要抹黑中国，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并希望看到中国发生内乱，但经历过近代屈辱历史和社会动荡的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成绩，也让全体中国人更加深刻地明白，唯有稳定才能发展。（周继坚）

法广2011年3月5日报道原文：维稳开支超军费 中国犹如警察国家
作者：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廷

面对「民怨很大」，中国政府一方面增加社会福利来减少市民不满，一面则加大维护公共安全支出，使有关预算增至6244亿元人民币，比去年预算增加 21.5%，实际数额和增幅均大于国防经费。时事评论员认为，这已超出实际需要，预示中国今年仍会以打压为主力，而不是疏导，但相信可防止社会危机恶化。

所谓国内公共安全开支，主要应对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而须强化政法机关、武警部队的信息化工作，具体而言，是指用于街道和互联网监控、建立收集上访、维权人士等特殊人士数据库等开支，自2008年西藏动乱和奥运起大幅增加。及至去年，用于国内公共安全的预算为5140亿元，实额虽比同年的国防经费小，但增幅则较国防经费大，今年更连总量亦首次超越国防经费。根据预算案，今年的公共安全开支为6244亿元，比国防预算的6011亿元多，而增幅为 21.5%，亦比国防经费的12.7%增幅高得多。

身兼日本秋田大学政治系讲师的时事评论员林和立指出，这显示中国已成为警察国家，对民怨是重打压、轻疏导，但由于政府另一方面以大幅增加保障房、医保及其他社会福利开支来给市民「甜头」，相信每年以十万宗计的群众事件，续年上升的势头可以剎住，不致恶化。

但他补充，总理温家宝在打击贪污腐败方面并无「新招」，连公开干部财产和子女在外国的情况也不肯公开，只是上报中央纪律委只会，作用不大，民怨之根难除。

另一时事评论员程翔亦认为，中国的维稳开支超过国防开支，反映北京政府认为内部民怨对国家的威胁超过外部因素，情况严峻，去年影响极大的社会危机事件平均五天一宗，便可证明。

他慨叹，若北京政府将庞大的维稳开支，改为投放在医疗、教育和就业等领域，改善民生，相信更能维持社会稳定，化解民怨。

但两人均预计，际此第十八届党代表大会倒数之时，领导人均不希望社会出现变量，影响接班人选和计划，维稳仍会是中南海诸公的重中之重。林和立补充，北京的维稳方针造成一个众人皆输、高干子弟独胜的局面，亦令负责政法事务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康可以扩展其势力。

新华网2010年6月9日转载《光明日报》：“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
（网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observation/2010-06/09/c_13341139.htm）
（作者署名：熊传东）
 

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重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

可以看得出，维稳是继综治革命之后，地方政府又一重大治理战略决策。维稳不仅紧係着地方政府，还牵动着从中央到地方庞大行政係统的职能发挥和财政预算与支出。深入看来，维稳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社会矛 盾的群体性事件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强化维稳的重要性和战略性，以期通过维稳提高地方政府或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固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稳定是一切工作的基石。然而，在居高不下的维稳行政成本之外，又多了一个不断攀高的维稳财政成本。目前，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已成为普遍现象。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 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办事的人，保证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开和科学的运行，那么，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决，而不至于发展到以高额的财政支付来维稳，非得要整个社会都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最终导致，不得不以高价，甚至天价的财政支付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财政的国情力。中 国的行政成本之高，早已众所周知。现如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尤其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财政维稳。河北省2009年国庆安保志愿者的招幕人数，原则上不低于各辖区人口的1%，也就是说，有多达78万人的河北人奋战在国庆维稳的第一线；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累计投资有49.5亿元。如此大规模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维稳，是否符合中国的财政国情力，是否考虑到中国财政的承受力？这都是值得决策部门考虑、深思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百姓的承受力。资 料显示，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223.2亿元，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达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相比之下，城镇社保还没有全面普及的前提下、农村社保还没有全面推广的前提下，以此高额的天价维稳费，值得吗？笔者认为，应当将其天价的维稳费 抽一部分出来直接投入到民生工程中去，给老百姓直接带来受益和实惠。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每投放一笔的意义。广西贵港的群众工作部经费每年不少于20万元，群众工作中心不少于4万元，群众工作站经费不少于0.2万元，这就意味着该市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 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元的财政经费；2009年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然而，我们投入归投入，花费归花费，我们细算过每一笔维稳费用吗，是不是每一笔都应当投、值得投、必须投、非投不可？如果，每投放一笔维稳费没有其可操作和可实用的价值与意义，则没有投放的必要。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所谓维稳成本，总的来说就是法外解决、特殊处理的成本。这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来的成本，而且因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复制性，注定成本之高超乎寻 常。“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已刻不容缓。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该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此数字一度引起部分人大代表异议；而重庆市2009年维稳的财政预算为52.7亿元；2008年地方财政中武警经费总支出额为52.7亿元。由于各地维稳压力巨大，维稳支出急剧增长，部分地方为保障维稳经费支出被迫削减其他财政支出，如湖南省津市为此要求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依笔者看来，维稳更应提倡节约成本，从而提高其维稳效率，不可全靠以钱养事、以钱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实施后的社会效果。近 年来，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且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如果说上海、广州皆属 经济发达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尚能支撑的话，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就不免令他们捉襟见肘了。湖南津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在高额的财政支付还不够的前提下，该市政府作出口中挤食的无奈之举，以此保证维稳经费。然而，这些“天价维稳”带来的社会效果又如何呢，不得而知？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稳定是否全靠金钱。今 年1月1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桉件，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花费了相当于3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方政府的维稳已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这属于典型的“花钱消灾、拿钱买平安”的无奈之举。这只能说明，该地区的综合治理和维稳工作处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状态，即使火烧眉毛了，还不慌不忙。实在扛不住了，没关係，只要有钱就行，有钱可以摆平一切，自古以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之怪理一直经久不衰。同时，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和财政预算部门，更要监督维稳经费支出的全过程，杜绝挪用、贪污等现象的发生。更要考虑，“天价维稳”是不是唯一之举，金钱是不是维稳的法宝，除了“天价维稳”外，还有没有与其相配的维稳举措。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是否需要民众听证。当前，由于社会矛盾逐渐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等现象，从控制和防堵角度入手的维稳是解决其突发性事件的唯一手段，导致维稳成本的上升理在情理之中。然 而，成本的财政预算在某些地方已大大超过了一些民生项目的开支，如此看来，“天价维稳”的无限期投入，绝非长久之计。笔者以为，在今后的维稳预算、维稳投入和维稳支出等现象，能否像其他民生工程项目一样，以“听证会”的形式，通过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召开“听证会”或发布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众或民众代表，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新闻媒体，共同做出维稳预算、投入和支出的决策。以此群策群力，利用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如此以来，既让维稳在阳光下操作，又杜绝了暗箱操作之嫌。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

随着维稳体係的逐渐完善和健全，这说明了，政府对百姓生活、工作和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和保护。笔者想问，钱是维稳的唯一制胜法宝吗？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 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天价维稳”的无底洞到底有多深？“天价维稳”何是休？（熊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