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姚凯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市某机关单位，尽管月薪只有4000元，不到他在外企打工时的一半，但30岁的姚凯却觉得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下来了。
“没有保障，没有房子，没有户口”这是姚凯对他研究生毕业五年来的总结，从民营企业到日资企业，从月薪2000到月薪近万，尽管在许多人看来他的“成绩”还算优秀，但姚凯却一直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单身、买不起房，7*24小时工作，压力大，上升空间小，父母年纪渐大……但如今的生活让他很满意：工作轻松，生活稳定，福利高，还有申请限价商品房的资格。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招录比例3000：1。近几年，“姚凯”式工作几年后考公务员的人数增长迅速。这不仅仅是年轻人热衷挤进“体制内”，从收入数字来看，更是中等收入阶层甘愿滑入低收入群体的怪象。
然而，中等收入阶层却面对着四项“硬支出”：交税、存钱养老、买房子和抵抗通胀。现实中，结构性上扬的通货膨胀、节节攀升的房价、沉重税负和并不乐观的保障体系，都在残酷地瓜分你的收入，拖着中等收入阶层远离富裕。
“基尼系数”决定了中等收入与富人阶层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刘易斯拐点”注定了今天人口结构的变局中中等收入群体的尴尬地位，不向上，就下流化。
根据波士顿发布的《2010年中国财富报告》，在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户数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管理资产超过百万美元是国际通行的定义“高净值人群”的一项标准。
波士顿咨询副总裁邓俊豪表示，中国内地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年增长率连续超过15%，0.2%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
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代表分配着70%财富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地收窄。而收入结构呈现“梨形”，高净值人群的财富规模快速增长，人口数量变化却不大，而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总人口比重过低，仅为5.04%（2005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等收入向上，是“资产状况良好、幸福感较强的中产阶级”，向下，则是“日益为硬支出焦躁的社会底层”。
中等收入阶层的种种困惑，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十分相似。
跻身中等收入国家……
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历史证明这个阶段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能否从慢车道切至快车道的决定时期。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意指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适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制约，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经济学家汤敏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总结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过度城市化、产业升级障碍、资本开放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危机……
从人均GDP两千美元到一万美元似乎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些国家走了20多年还没到。如果能像韩国的发展速度，2020年中国就可以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的“高收入”阵营；但如果像东南亚、拉美国家那样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也可能最终陷入“5000美金怪圈”。
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通过引领技术进步和廉价利用全球资源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也能实现目标。
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所要面临的第一个巨大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这个贫富差距警戒线，达到了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有些学者更是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5。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导致内需不足，增长乏力。更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问题。”
中等收入与富裕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对低收入阶层的优势却在不断消失。过去30年，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它既归功于一系列政策上的变革，也归功于全球化和生产外包转移的大趋势，而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保证这一趋势下劳动力优势的必要条件，但如今，这种优势似乎已接近尾声。
据联合国测算，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于2014年左右将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亿人，供应8.19亿人，就业市场静短缺达到1760万人。另外，老年人口抚养比在2008年已经达到一个历史性的低点，未来将显著提升。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东就表示：“就业市场的逆转，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退色，从过往新兴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端工资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一次持续的飞涨。”也就是说，未来几年中国的低收入人群与中等收入阶层的差距将越来越小，现实的情况不仅表现在普通农民工收入已经接近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收入，甚至还表现在部分技术工人的收入已经超越普通白领的收入。
中等收入离中产阶级有多远……
中等收入国家下的中等收入阶层并不等同于中产阶级，因为中产越来越倾向于对一类人群综合生活状态的评价，比如你住的房子的房价，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你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而这些软硬实力的评价标准无法统一也不好界定，所以用收入水平这一单一标准来考量，既简单又符合现阶段的国情。
关于中等收入阶层收入标准的界定，来自2005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测算的起点依据是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将这两个数据转换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标，牵涉到三重换算：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间的换算，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换算，购买力评价标准换算。但对于购买力评价标准这个最重要的指标“在我国是保密的，不能公布”。
根据三重换算而来的收入参考标准，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最终被界定出来的标准是6万－5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研究中产阶级特征的过程中，采用社科院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出当年的人均收入，并确定人均收入的2.5倍作为划分“高收入者”的收入标准，把平均收入线至平均收入线2.5倍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者”。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试着总结这一阶层的特点：
收入的来源的主体是工资薪金收入
拥有较高学历，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回报
有能力支付中等水平的个人及家庭消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为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精神需求提供必须的物质条件。
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同样危机四伏。无法改变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又躲不开成本不断的加大的住房、生活、教育、养老开支，更因为收入水平的原因得不到“保障性福利”的支持，富难穷亦难。
摆脱你的中等收入身份……
2007年的《世界财富报告》告诉我们，全球百万富翁中有36%通过拥有企业或企业出售获得财富，22%源自工作的高收入，20%通过继承，11%通过投资，9%来自股票期权，2%通过其他渠道。
所以，我们中的大部分离开“中等收入”这条窄车道进入到“富有”快车道的途径明确而直接：像李彦宏那样办一家赚钱的企业、像任志强那样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像汪小菲一样有个会赚钱的妈妈、向巴菲特一样会选公司、找到一个像马云那样的好老板……或者自己想办法。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创业的失败率是99%，但确实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机会。
这里有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得现象：即使在市场低迷，回报甚微的情况下，富有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也会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富人的圈子利于他们了解相关信息，获得专业的技术和服务，此外，多渠道的财富来源和投资方式也是他们保持财富滚动的重要特点。尤其是那11%，它表明不只有巴菲特，还有很难多人有概率通过对资本市场的熟悉而致富。
2004到2005年全球出现了快速的经济衰退，石油价格大幅上涨，通胀压力和货币紧缩政策拖累经济上行，但即使在这样低迷的时期，富翁人数依旧增加了6.1%，总资产增加8.5%。
最后，是属于0.2%的建议：既然人均GDP3000美元困扰着经济和制度，那么选择一个人均GDP10，000美元的经济体工作和生活就意味着跳出了循环，就如另一车道。当然，这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式，但我们看中的是你能给自己提供多少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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