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的时候，还不太懂大学的“规矩”，喜欢在课堂上痛痛快快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希望学生们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见解。这可把那些喜欢听我讲课的人吓坏了，SARS期间的一次露天讲座之后，一个学生悄悄地过来跟我说：“老师，你小心点，刚才那个提问的人很可疑。”
SARS让人们生活在恐惧和隔离之中：多接触一人就多一分生命危险。SARS走了之后，我们的生活仍然充满恐惧：既然一个女孩子在网上写写东西也可能被关进监狱，既然一个大学生走在大街上就可能被警察随便带走并折磨致死，既然一个正当防卫的公民可能通过黑社会和公检法的联合程序被公然枪毙，既然一个律师可能因为为别人争取权利而失去自由，我如何相信自己是安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刘荻、孙志刚、曹海鑫和郑恩宠。
在电视上能看到罪犯被警察抓住时的恐怖表情：那分明不是怕自己被处罚，如果程序正当、罚当其罪，绝不会有那样的眼神。他所害怕的是警察的制服所象征的暴力和侮辱，是不敢想象的法外暴力和刑讯手段。我家乡所在的县城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因为拆迁问题，警察半夜把李姓全家人抓走，关在派出所的不同房间里。老头被警察疯狂殴打，嗷嗷直叫——持续的殴打声和悲惨的嚎叫声把关在隔壁的老头的儿媳给吓疯了。老头第二天就死了，内伤外伤无数；儿媳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一次在街上见到穿警察制服的人，精神病立即复发，比以前更重了。——这不是戏剧，而是发生在21世纪中国的真实故事。
孙志刚之死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它以悲剧的形式剥夺了人们起码的安全感：孙志刚的恐惧就是民工的恐惧，是大学生的恐惧，是每个普通公民的恐惧。在“2003年度法治人物”颁奖会上，主持人问我，希望谁来做我们的颁奖人。我说：“一个普通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因为我希望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使他们走在大街上不再担惊受怕。”
可是恐惧依然像病毒一样弥散在社会之中。劳动教养制度使一个人在没有法院宣布有罪的情况下，可能失去四年的自由；在敏感网站上注册和发表文章，害怕IP地址被跟踪；在家里看“色情”或“反动”光盘，担心警察会踢门进来；在酒馆里和朋友们纵谈国是，还恐怕邻桌的食客或者酒馆的老板是国安的耳目；一份投资上千万的报纸，因为一篇报道就可能被查封；即使一个亿万富豪，因为得罪了某个税务局长或县委书记，也可能倾家荡产，身陷囹圄。甚至像杨子立案件的某个插曲所说明的那样，对推心置腹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同事，我们也得怀疑他/她是不是盖世太保。如果一个体制摧毁了基本的人类伦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使人们生活在猜忌和惶恐之中，那么“恐怖主义”就是这个体制的名字。
上个月参加了一个给“上 访 村”捐衣物的活动，一下车，就有不少上访者围过来递材料，向我们诉说冤情。组织者赶紧声明，这次既不是采访也不是提供法律援助，并要求我们不要和上访者攀谈，也不要接任何材料。因为我们注意到，四周有警察和便衣在虎视眈眈。恐惧之毒就这样在人群中传递，并使人与人相互隔离。“快点儿，警察就要来了！”我们就这样匆匆地卸了衣服，离开上访村。一种莫名的恐惧使寒冬里的这次人道行动显得那么缺少人情味儿。
对于上访者，我还要说的是，再也找不到一个群体比他们更忠于共产党了。村镇干部欺负他们，他们去县委诉说冤情；县领导迫害他们，他们去市委寻求救济；市里官官相护，他们到省委寻找正义；在地方得不到说法，他们不远万里，到北京盼望“青天”，有的一盼就是几年、十几年。他们相信党中央是英明的，一时被人蒙蔽而看不到他们的冤情。他们相信制度是好的，只是一小撮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合法性的生产者，被认为是越级上访的刁民，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不良因素，是肮脏的多余的人而加以驱赶、欺骗、压制和迫害。上访者充满恐惧和绝望，但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和期待。但是仅存的这一点点期望也被这个体制所带来的残忍和冷漠一点点地剥夺。即使当局想要认真解决，他们解决冤情的速度也远远比不上这个体制所产生新的冤情的速度。叫我如何不恐惧？
一个农民，被这个体制剥夺了生存的条件、生命的尊严以及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而以燃烧自己的方式向人们昭示这个制度的不义。不，甚至他也不想昭示和控诉制度的不义，而只是想人们哭诉自己的冤情和命运的悲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听他把故事讲完。他不想用违法的方式去夺回本属于他的房子和尊严，他不想报复施暴者，他更不想危及任何人的安全，而是在燃烧生命的同时照亮了非暴力精神。可是他被强加了活下去的义务并被剥夺了自由。这甚至不是悲惨，而是荒谬：一种让我毛骨悚然的荒谬。
一月份和朋友去访问包 遵 信和刘 晓 波等几位老师，第二天又去看出狱不久的刘、荻。我从书架里拣出《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和《杜依诺哀歌》两本书送给她；前一本她说看过了，就只给了那本里尔克的诗集。在很多人眼里，和他们见面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文革时就是因为这种恐惧，有人急急地与亲人划清界限；因为这种恐惧，有人匆匆地把日记、书信或珍藏的书籍烧毁；因为这种恐惧，有人迫不及待地把亲友的思想言论汇报给上级；也因为这种恐惧，有人争先恐后地竞争对敌人的残忍。初见刘、荻，人们最常说的头两句话是，“你受苦了！”“你现在还被跟踪监视吗！”——我们的语言和思想都被那种弥散的恐惧所影响，有时竟难以察觉：我不知道我问那句话时是担心刘荻的安全，还是担心自己的安全？
告别的时候，有人说，合个影吧？这等于留下你和“反 动分子”在一起的证据，有人不愿意合影也许是因为这种风险，也许是害怕给刘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站在她的身边，内心感受着她所受到的双重伤害：囚禁生涯带来的孤独、痛苦，恢复自由后所受到的公开的歧视和潜在的侮辱。我只是想向她表明，还有人愿意和她站在一起，希望这能够稍微减轻她内心的孤独和恐惧。我也同时想告诉自己，和别人说说话这种最低限度的自由总还是有的吧，也许恐惧仅仅出自我们的内心。
可是感到恐惧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他们”。一个政权，不顾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和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动用它所垄断的各种暴力把一个22岁的女孩子监禁起来，这本身说明了它是多么恐惧。我对刘 荻说，你是英雄。她说，我只有这么长——用手比划着一只老鼠的长度。她不过是想开开玩笑，——这种在极权制度下能够保持人的尊严的为数不多的几种方式之一——遭遇这种不幸只能说明我们的体制是多么缺乏宽容，只能说明恐惧是多么肆无忌惮地渗透了我们肌体的每个细胞。
我在北大读书十多年，每一年六 月 四 日前的几天，北大周围就一片莫名的肃杀气氛。警车一辆一辆地从四面马路上驶过，警察和便衣警察神色紧张地盯着每个行人，好像每个人都是暴徒。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似乎在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这种特殊氛围使我们这些没有亲身经历六四的人感觉到六四是一个特别的纪念日。显然比大学师生更恐惧的是警察，是这个不敢面对历史和掩盖真相的体制。2000年的六四之前，一个叫江绪林的研究生在北大三角地和北大BBS上贴了几张海报，意思是，在六四那天，希望人们到三角地去点燃烛光，不为对抗，而为和解。这是一种理性的、克制的和解精神，企图消除人们的遗忘和恐惧。这次富有象征意义的和平行动，最后以保卫部把人带走而告终。和解的烛光还没有点燃，就被恐惧的狂风所吹灭。
感到恐惧的不仅是孙志刚，还有折磨孙志刚的警察们；不仅是上访者，还有他们所举报的干部；不仅是囚犯，还有监视和惩罚囚犯的看守；不仅是反抗者，还有那些享受一切特权的人们。一个对人施以暴行的人，不正是说明了他内心是怯懦和恐惧的吗？一个关押囚犯的人，不正是同时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吗？一个镇压民 主 运动的军人，不正是屈从了暴力的淫威而非服从了自由的意志和内心的良知吗？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在人性中充满宽容和慈悲的人，绝不会囚禁和杀戮他的敌人。没有奴隶的自由，就没有奴隶主的自由。只要我们心中还有暴力、仇恨、奴役和恐惧，只要我们心中还有敌人，自由就不会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谴责那些暴行，我们呼吁一个自由和人道的政治，报复和消灭敌人不是我们的目的。只要对人性、对这个体制的运作逻辑稍有省察，我们就不会把一个具体的警察、贪官或安全局的细作当作敌人。像图图大主教，一个伟大的“受伤的疗伤人”，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区分罪孽与罪人：痛恨和谴责的是罪孽，而对罪人则要满怀热诚。斯宾塞说：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
只要世上还有下层阶级，我就和他们在一起；
只要人间还有犯罪成分，就包含了我的参与；
只要狱底还有一个游魂，我就仍然被奴役。
而这就需要我们担当；担当起历史的苦难；这就需要我们宽恕，宽恕我们每个人无法完全摆脱干系的人性的罪恶；这就需要我们勇敢，勇敢地清除我们内心的恐惧并说出真相。
1994年5月10日，曾坐了27年监狱的纳尔逊•曼德拉就人南非第一任民选总统，他邀请了他的白人看守作为嘉宾参加了他的就职典礼。事情还有重要的另一面，1990年2月2日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政治改革计划，解除党禁。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德克勒克总统遇到的对手是一些充满恐惧、睚眦必报、誓死复仇的人，他就会因为恐惧而不会实施政治开放。南非选择了宽容、真相与和解，而不是恐惧、遗忘和复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大主教认为，种族隔离既剥夺了实施者的人性，也剥夺了受害者的人性。它既让有色人种感到恐惧，也让白人失去安全感。为了避免审判失败者和全民遗忘两个极端，南非走了第三条道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犯罪的真相。
这个体制带给我们恐惧，然而在恐惧中无法等来和平、和解与自由。如果我们不去努力，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很可能把我们推向暴力的深渊。然而暴力只能带来仇恨和新的暴力。可是我们越感到恐惧，越无法推动这个体制走向自由和宽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只有“他们”放弃这个体制，“我们”才有可能不感到恐惧。因为“他们”可以说，只有你们放弃复仇，我们才愿意开放。历史不是“他们”的，而是我们的；体制不是“他们”的，而是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深深陷在这个体制之中。体制离开了我们的参与就一刻也不能运转。我们得共同面对历史，共同创造一个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自由制度。
我们要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
如果我们不能免于恐惧，我们就无法争取自由。
初稿于2004年农历正月初一
改于2月1日，北京回龙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