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图片看全文）
《西藏研究》1984年第一期刊登了一条短短的消息，报导文革期间被“横扫”的一批“铜质文物”，共计120吨，于1983年5月被运回西藏。这批“文物”中包括一批明、清、元、北魏时代铸造的铜佛。这些“铜质文物”不知来自那些寺院，但报导承认“许多大型铜佛已经熔掉”。
文革只是摧毁藏文化的第二波。这一波行动将1956-62年”土改“期间遗留的少量寺院再次”横扫“， 将幸存佛像等文物没收熔化。第一波行动是在1958年的”四反运动“期间。这个运动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名称，有的地方叫“民改补课运动”，有的地方叫“反封建运动”，偶尔还会看到“宗教制度改革”这个说法，尽管当时的中央民委主任汪锋在内部讲话中明确说过，对外不要使用”宗教制度改革“这个名称。不管名称为何，内容是一样的：那是一场针对寺院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也就是革命名义下的公开抢劫。
1958年之前，四川藏区共有727座寺院，其中甘孜有540座（1959年4月19日《新华社内参》）。“民改”后甘孜只剩7座寺院，其他的被关闭或拆毁，有一些在战争中损坏。土改之后，整个西藏三区寺院所剩无几。那么，那些被拆毁或者关闭寺院中的财物到哪里去了？ “不动产”被政府机构和公社瓜分或占用，“浮财”归“国家财政”。
以著名的德格八邦寺为例：“据1958年“四反“时统计，八邦寺重要文物，有大型镀金菩萨7尊，各类红、黄铜菩萨9835尊，较珍贵的唐嘎10150幅，各种经书32400余部，印版129845块，其它佛具3000余套。更庆寺重要文物有大小镀金菩萨1000多尊，各种唐嘎1350多幅，经书19860余部。”这些“重要文物”至今下落不明。
经过“四反”和文革两度洗劫后，“1987年县宗教局统计， 全县57座寺庙(不含格萨尔纪念堂) 主要文物有唐嘎2402幅，塑像2128尊，其它各种佛事用具，经书30316件(部)。满金寺的一支“鲲鹏“指甲，长50公分，宽20公分，青中带蓝，五光十色，极为罕见，是何物待考证，还收藏有‘大明宣德年造’白金锥一对，仲萨寺收藏有清同治五年(1866)清军首领和藏军首领联合签发的“执照“一份，八邦寺收藏有“大明宣德年造“白金锻一对，隽有“大宝法王“字样的金属板(现仍镶在经堂大门上) 10余块。”（《德格县志》420页）
由此可见，1987年德格全县57座寺院里所收藏的佛像，只有1958年八邦寺拥有佛像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八邦寺的近一万尊佛像全是铜像，87年德格57座寺院的佛像只是塑像。合理的解释是：仅德格八邦寺这一座寺院，消失的铜佛像就有近一万尊。整个西藏三区寺院中光是被熔化的金属佛像就无法统计了。
1958年，青海塔尔寺“没收处理金银、现金、珠宝玉器、高档衣物、日用品等物资20 余种， 总值159.8万元( 1959年退回错没收财产总值53.5万元) 。”（《湟中县志》 238页）也就是说，仅在塔尔寺掠夺的私人财产价值就达96.3万元。
在藏区，几百年没有发生过像内地那样的大规模战争，一代代虔诚的民众将财物捐献给寺院,寺院集中了整个民族的财富。因此，“藏民族的财富在寺院里”这个说法并不夸张。寺院除了文物，还有土地、牧场、商业资本、牲畜、山林等。随手找个例子：创建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的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的德钦寺：
“至1958年该寺建筑面积约13.33公顷，有大经堂2座， 173间。大小佛堂26座， 活佛昂欠24 座， 僧舍115 院，1725 间， 共有耕地139.60公顷，牛4031头，马307匹，羊1667只，松林120公顷，寺僧115户， 552人。僧人中以藏族为主，亦有少数蒙古族、土族和汉族。1958年后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除赛赤、智干仓、玛卡古雷、塔秀、夏玛尔等活佛昂欠和30院僧舍外，其他建筑均被拆毁。”（《尖扎县志》 608页）
几十年来的宣传，一直把藏民族说得很穷，要靠中央财政补贴才能维持，事实上，在“民改”之前，藏民族不仅没有“中央财政”的补贴，还有足够财力养活大量全脱产的僧侣。宣传造成的迷思无非是要掩盖这场以革命名义进行的抢劫罢了。
如今看上去很辉煌的寺院和殿堂，不是重修就是重建的，保留原样的寺院寥寥无几。大量寺院早已被拆毁，或者被夷为平地，有的连原址都被占用了。著名的乡城桑披寺，在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期间，被乱兵洗劫一空，1956年被解放军战机轰炸，文革被拆毁。现在的桑披寺是另址新建的，与历史上的桑披寺相同的只是寺名。
所以，得以“返藏”的这120吨“铜质文物”，只是成千上万被熔化、拍卖、贪污、下落不明的佛像、首饰、金银财宝中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