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随着阶层流动的停滞,新的阶级分化已经完成。每个人都似乎完成了自我定位,安之若素。如果说十多年前,不明真相的人民还有共同富裕的幻想,如今便彻底认命了。

如果做一个大致区分的话,最神气的是权富阶层,因权力寻租变现或半变现而占有庞大社会财富的极少数人群;其次是富人阶层,靠智力、苦力加赎买公权力而富起来的人群;然后是大批靠出卖劳动力有饭吃的人群;剩下来便是吃不饱饭的灰色人群——靠不被允许的途径谋生,在生存线上蠕动的人群。

跻身于更高阶层的冲动,发酵出这个社会看似无穷尽的活力,但畅通无阻的潜规则或准潜规则的交换,几乎摧毁了这个社会的正义基础。

阶层的分野之大,甚于印度种姓制。由房、车、资产以及可支配社会资源的多寡所决定的社会地位,在人们脸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同一片蓝天下,各自活动于自己所属的阶级圈子之中。

唾手可得的机会,特别的安全保护,用之不尽的钱财,随心所欲的行走,上层阶层闲云般漂浮在祖国上空,大众则被魔术般飙升的高房价和张牙舞爪的高通胀摁在油锅里,度日如年地煎熬着,焦虑和不安挂在他们皱巴巴的面容上。大众和权贵,他们的共同之处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仿佛是两个星球上的生物。

大众不知道有些人怎么就富得流油,自己却怎么卖力也是紧巴巴的。目睹身边次第暴富的幸运人群,挥之不去的只有失败感和屈辱感。事实上,不是你无能,而是你进不了那扇窄门——即使你具备了匍匐进去的人的所有能力,你仍旧会徘徊在门外。那条神秘的通道,从来就不是为我们而存在。

你多想进入掠食者的行列。但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在朱门外想象权力的盛宴,是痛苦的,但也容易滋生一丝意淫的快乐:我不行,但我的后代或许行。从高校红润的缝隙里,你似乎窥见了春天。

“当你四十岁时,没有四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北师大教授董藩对研究生发出的训示,他宣称:“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在这近乎决绝的宣言里,透出一股强烈的自负,以及咄咄逼人的自傲。其潜台词是:我如此功成名就,官学商通吃,本身就是一个成功偶像,我带出来的学生岂能辱没师门?不加掩饰的自我炫耀,以貌似含泪劝告的方式进行,令人不能不仰而视之。

这种激励“奋斗者”的招数其来有自。在此之前,已经有著名“成功人士”唐骏的惊世名言“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而且此“成功”可以“复制”。表述方式不同,但实质无异:我们是高等人群,其他都是假的,“成功”并成为富人才是唯一值得做也必须做的。此种“真率”之语,在当下有蔚然成风之势。有头有脸的已经不屑于做斯文状,争先摔出赤裸裸的人生目的论,且以此为荣。

此番言论本不至于令早已经明白成功才是硬道理的国人莫名诧异,只不过是中国教育彻底失败的又一个注脚而已。反响激烈,乃是因为参与者还抱有某种幻想,以为象牙塔还纯洁地存在着,教授学者之流不至于堕落如斯。董教授深知此点,也深知自己这种异常成功人士话语的伟力,在当代教育杰作——“激情杀人”大学生药家鑫激怒国人之际,抛出这束炸弹,如期收获了关注度和“敢说真话”“不装崇高”的名声。

在遭受广泛质疑之后,他补充了一句“前提是合理合法赚钱”。知道国情的人都明白,“合理合法”去赚钱,根本就是一个美丽的幻想,无数铁的事实证明,干净挣钱何其难也!不仅不能致富,或许还有牢狱之灾,河北孙大午先生就是活生生的案例。所以,这一句补充只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自白,是对那些死脑筋尊奉孔子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也!”一类书生的猛烈点拨。

董教授见不得穷人,而且不屑与贫穷的门生为伍。言外之意:我是社会强势人群,上层人士,我只能是利益获得者——因为这个社会是属于我们这些人的。我们是谁?学者、教授,房地产界呼风唤雨的强人,协助政府制定房地产行业政策,一高兴就会让某些人发财,一跺脚也会让某些人破产。

其实,董导师大可不必如此。您的学生早已无“义”可守,也绝不会与“贫穷”沾边,在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他们非常主流,一定在此社会——您不希望变化的美好社会中,如鱼得水。

前几日,我有幸面试了多位出自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校的研究生,面试完,我不由自主地崩溃了。无知识,无立场,无求真之诚意,只剩下一件教育部发给的红彤彤的文凭。无知识谱系,无正当价值观。在回答政治问题时,他们应对有方,操着一套熟练的正确话语,眼神炯炯,话语滔滔,肢体语言丰富,堪比外交部女发言人。顺便提一句,除一个是“预备党员”外,其余皆已“入党”,符合跻身要害部门飞黄腾达之必要条件。

恰逢清华百年庆典,女生蒋方舟用针刺破了母校荣耀的气泡。这个纯真的孩子发现:学校已经蜕变为一个权力接班所,同学们大多世故油滑,缺少应有的正义是非之心,仅仅剩下急吼吼的政治“进取心”:他们知道自己将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貌似谦卑恭顺,骨子里却是无上的傲慢。

能从权力的金盆里捞取到什么,那是人生无上的梦想。不用说,摇篮里摇出了多少高官要人,一个靠剽窃抄袭论文的湖北官场新星周森锋,足以让他的师弟师妹们看到美妙的前途。进了那道神秘的窄门,他们便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政治本钱。

董藩教授说的确实是实话。他的问题在于把权力如此直接地转化为财富,他所说的四千万,是在当下的分量:颐和园东门外浓荫遮掩的神秘别墅群,一栋中等规格的房子就要这个价。成功入驻的皆为这个时代的暴富者。所以,董藩是一个抱负高远的导师,我们不怀疑他是这个社会的成功者,多年为房地产商的鼓与呼,应该为他赢得了可观的财富。他对学生的要求,仿佛有点严酷:他要他们在十多年后挤入上层社会。而且,他觉得必须这样,才对得起手里的文凭。

贫穷那是另一些人的命运,甚至死亡也不会光顾你们,他们只落在弱势人群——那些卑贱的为生存而挣扎喘息的生命。他们一定在你们的视线之外,在你们的嗅觉听觉之外。但我相信,他们比你们干净。不论他们靠出卖肉体的哪一部分挣钱,也比谄媚勾兑的掠夺更值得我尊敬——我其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永远不能享受对你们而言探囊取物般的机遇,永远在被剥夺中顽强地活下来,但我们相信,自己的后代会比我们更干净,也会脱离贫穷这个本属于别的什么的耻辱标记。

北师大有董藩这样的导师,令人艳羡。这个自以为是的成功者,露出了红内裤的底色:谁掠夺得多,谁就是胜利者。一个被量化为四千万的人生,只能是可耻无聊的人生。自从传统的“教书育人”蜕变为教发财晋级术之后,“师”已经不复存在,斯文已经扫地,所谓“导师”不过就是收钱发证的“地头蛇”了。

北师大校宝启功先生曾为“师”下过一个定义:“学高为师”。“学高”非知识之谓也,还有道德人品高尚之意,当导师的须行正义,当是其中应有之义。

台湾作家蒋勋先生的小说集《因为孤独的缘故》,近日在大陆无删节出版,里面写了诡异荒谬的人性,读之令人“坐立不安”。哓哓鼓舌做名士状的导师们,请勿学书中那只奇怪的鹦鹉:它在夏天里夹紧双翅,活活把自己热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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