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农民的还给农民

【原文首发于《思想的防空洞》，感谢作者“狄马”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写《现代战争:文明之间的对抗》。】

子孙后代吃什么？

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土面积广阔，其中东西部差别尤大。主要表现为西部的自然条件恶劣，但资源优势又为东部不及；于是，政府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开发西部当然是好事，美国在历史上也有过旨在开发西部的“西进运动”，但千万不要把“西部大开发”变成“西部大开挖”。比如我的老家陕北，自从发现石油和天然气以后，无节制的开采已经使好多地方河水断流，井水枯竭，房屋开裂塌陷，空气里弥漫着厚厚的煤烟味(820期之4)，依照目前的疯挖速度，用不了多少年就会开挖净尽。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当这些资源被挖完后，子孙后代吃什么？

但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现实，那就是：谁会问这个问题？一个五年一届的县长、乡长，凭什么要对五十年，甚至五百年以后的子孙负责？而且依照现在“异地为官”的制度，这些县长、乡长本来就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这些子孙本来就不是他的子孙，他凭什么要负责？既然目前的人性还做不到“爱人如己”，那么，人爱他人或某个地方只能是由近及远的辐射，比如我爱我的故乡，是因为这个地方有我的亲人，有我的袍泽故旧，有我井水共饮的父老乡亲。对我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块地，而是更深层次地联系着我的价值、我的信仰、我的情感和记忆。它是我的祖宗庐墓所在地。但当这个地方和我毫无瓜葛，我来此地不过是因为上峰的一纸命令，千里做官为的吃穿，我吃够、穿够就行了，凭什么要替你五十年甚至五百年以后的子孙考虑？等你的子孙吃不上饭的时候，我在哪里？这就牵涉出一个政府的制度设计问题。

的确，政府出现以后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它带来的问题比解决了的问题更多。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本身。主要表现为：政府积聚起巨大的财力和权力后，不再为公众服务，而只为自己服务。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第77章)，一直到“有余的”越来越“有余”，“不足的”越来越“不足”，快要饿死的时候，暴力革命就如约而至。

一般来说，靠暴力上台的一二代领导人，对暴力的可怕还记忆犹新，所谓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当他们的三代、四代子孙兴起的时候，就只能记得“载舟”了，“覆舟”的事情他们没见过，于是一样的横征暴敛，一样的特务满天飞，直至下一个起义领袖砍掉他的脑袋为止。于是推翻，建立，再推翻，再建立，人类就这样在治乱循环中走过了上千年。一直到公元1800年前后终于摸索出一条不再流血的途径，即一个国家和地区不再通过世袭和暴力，而是通过票选推出自己的领导人。它的标志就是美国宪法的诞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成文法的形式，宣布国家保障人权，限制政府，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具体办法就是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票选领导人和地方分权自治。

村村生来平等

对于权力的制约，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除了一部分嘴硬心虚的人之外，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权力必须加以制约，否则就会导向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对权力的分散，即地方自治，人们还抱有疑义，认为一旦地方自治，就会天下大乱。实际上，如果说人人生来平等是天赋人权的话，那么，村村生来平等，乡乡生来平等，县县生来平等，省省生来平等，也是天赋人权。道理很简单，如果我的村和你的村生来就不平等的话，那么，我怎能和你生来平等？以此类推，乡、县、省都一样，你说省省生来平等，但我居住的陕西和你居住的北京高考录取线都差几十分，谁相信？也就是说，不仅要人人平等，而且要村村平等、乡乡平等、县县平等、省省平等。人人生来平等，本来就应当包含这样的涵义：即每个人生下来后居住的地方是平等的，你落脚的地方和我落脚的地方在权利的源头上是一致的。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劳动，自由地歌唱，自由地买卖。我们不能设想有这样一个上帝：他让我们出生在一个地方，同时又宣布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我们脚下站立的土地是属于一个叫“集体”的组织的，我们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还需要经过“组织同意”。

以往的一切经验都证明，只要一个地方的居民不被捆住手脚，他们可以自由谋生、自由交换，即使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他们也总会找到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优势产业。只有那些把一切土地都收归国有，农民不仅没有耕作的自由，甚至连讨饭的自由也没有的国家，才会在风调雨顺的季节，发生饿死三千万人的大悲剧。常识告诉我们，谁对这块土地的习性最了解？谁还没有走到地边就能闻见什么花开什么草谢？不是专家，也不是教授，更不是主管农业的县长、乡长，而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最后长眠于斯的人们。

高家墕土地之一角，山中树下是我祖宗长眠之地

他们不要政府制定什么“惠农政策”，实际上，只要政府不根据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设置贸易壁垒，把是农民的还给农民，他们就会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和别人交换。而财富就是通过交换得来的，比如，世代生活在陕西子长县高家墕村的我父亲，一年收获土豆近两万斤，他与我母亲即使天天吃土豆，也只能吃掉五百斤，剩下的如果没有人来收购，就只能烂掉。陕北有石油，关中产小麦，但只有交换才能使双方受益，因为石油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饮料喝；关中人天天吃馒头，没有菜，也容易得糖尿病。因而不是劳动创造了财富，而是交换创造了财富。交换使双方都享受到了自己不能生产的劳动成果。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上帝是喜欢市场经济的，看着儿女们互通往来且互利互惠，他感到满足。

当然，交换的前提是自由和平等。一个特权遍地、等级森严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公平交易的。《卖炭翁》中的老汉顶风冒雪，将千余斤木炭拉到城南，指望卖个好价钱，但身着黄衣的“城管”却连人带车，吆喝到市政府门前，只给了两丈红布，一丈带花纹的丝织品。如果双方都有平等人权的话，卖炭翁会同意吗？他要这带花纹的丝织品干什么呢？因而政府的职能不是创造财富，它只要不侵犯别人的财富就够了。只要它不因看谁不顺眼，就将其财产“充公”，或隔几年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人人都会积累起财富。

小河里有水大河满

过去有一句话叫“大河里有水小河满”。说这话的人有两种可能：一是有意替集权者帮腔，二是没见过河。否则，怎么能说出这么违反常识的话？但凡长眼睛的都知道，不是“大河里有水小河满”，而是“小河里有水大河满”。大河的水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小河聚齐的。小河没有水了，大河就不会有水。小河永远高于大河。没有小河，大河就不存在了；但没有大河，小河还是小河。我想把这段儿歌念给搞政治、经济的专家教授听，又怕他们听不懂。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小河永远高于大河，那么，小河为什么要流向大河呢？因为大河的水可以作为小河的保障源头，功能上相当于一个蓄水库。当小河涨满时，它可以替小河储存起来；当小河水不足时，它又可以作为补充水抽调回来。性质上相当于一笔“活期存款”，利息都给看管水库、维护水库的发了工资。当然，从产权上讲，大河的水仍然是属于小河的，大河不过是暂时替它保管；但慢慢地，随着大河的水越聚越多，多到足可以淹没任何一条小河时，情况就变了。

首先是从大河的水手那里，听到了不好的消息，说是大河的看管员已经把大河据为己有了。他们在水上建了几座水电站，放了几艘游乐艇，所得收入都给维修员、看管员娶了婆姨，盖了房子。其次是大河不再管小河的死活。尽管小河还是加班加点，流向大河，连孔夫子见了都表扬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在小河遭遇塌方、泄漏或水源不足时，大河根本不管，要么电话打不通，要么转到了灵通秘书台，总之联系不上。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当小河派代表觐见大河时，大河要么躲着不见，要么把他们安排在一些臭虫、跳蚤乱飞的小旅馆里拖延时间。当这些代表实在无法忍受，来到堤坝上呼口号时，电闸的轰鸣声突然响起，口号无人听见不要紧，代表中的几个老汉因为心跳骤然加快，当场昏厥。剩下的只好把这几个昏厥的老汉抬回来，并连夜开会，提出“无代表，不纳税”，也就是在小河的出口处筑起一道堤坝，宣布不再向大河供水。

美国就这样诞生了。

在自治中学习自治

美国独立以后，有人担心民众没有能力治理自己，如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他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现实中得出启示，认为民众的权力如不加以限制，就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那情景就好像醉酒者骑上烈马，“猛烈抽打他们的坐骑，拼命加速狂奔，直到马送了命，自己也摔断脖子为止”。但杰弗逊不这么看，他从欧洲启蒙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人的理性和自觉抱有十分乐观的信念，认为“老百姓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才是人权的惟一捍卫者”。为此，他终生鼓吹言论自由，认为畅通无阻的信息是启迪民智的最好工具。他的名言是：“当新闻获得自由，而且任何人都能阅读报纸的时候，一切都平安无事了。”

今天我们中的好多人还对民众怀有偏见，对他们的自治能力抱有极深的疑虑，认为他们“素质低”，不配享有自由。对比一下二百多年前这位美国民主先驱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如果真的是“素质低”，那么首先要做的不正是“提高素质”吗？而“提高素质”的最佳办法就是扩大知情权。你不能一边捂着盖子，一边对民众说：你看你们的素质！竟然不知道里面藏的什么！

实际上，那些对民众的理智和判断力充满担忧的论调都是托辞。经验证明，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家，民众只要有机会获得客观而公正的资讯，他们总会对事物作出正确的估价。我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十余年了，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总的说来，没有天下大乱。民主制度的目标本来就不是要寻求完美，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别的更好的替代。如果说这种来自基层的自治形式，还存在着诸如贿选、大家族说了算等一系列问题，那我们也只能让他们在民主中学习民主，在自治中学习自治。你不能因为一个小孩端不了碗，就不让他吃饭，不会游泳就不让他进游泳馆。想游泳就得下水，这是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常识，尽管游泳会死人，但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免费的自由。

把是他们的还给他们

陕北自从发现石油、煤和天然气以后，地下有资源的村庄很快就富了。因为打井要占地，挖煤也要占地，钻采公司会根据开采量付给村里一笔“土地占用费”，有时数额不菲。问题也恰好出在这“数额不菲”上。凡是矛盾尖锐的都是数额不菲的村子，反倒是没有土地被占或占得很少的村子，呈现出一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太平景象。这些村子的村民都是羲皇上人，不懂得钱的妙处吗？不是。那些数额不菲的村子不会管理这笔钱吗？也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凡是数额不菲的村子都有政府插手。根据《村委组织法》，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不得干预”，但可“给予指导”。不插手，怎么指导？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03年延安、榆林两市强行收回民营油井的事。表面的理由当然是“减少污染”、“集中管理”等冠冕堂皇的话，但真正的原因是“与民争利”。受制于地理条件，陕北的油田不像大庆、克拉玛依等大油田呈有规模的片状分布，而是像鸡窝一样散落在山沟峁梁里。油的分布也很不均衡，打出来的井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干井，因此大型的国营企业都觉得风险大，成本高，不愿意开采。政府只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招商引资，鼓励民营资本介入当地的石油开采。民营资本的最大好处是产权明晰，管理灵活，出了事有人负责，因而，没过几年这些鸡窝洼里的油井就呈现出一片火红的景象。于是政府中的一些人就坐不住了，又是制定政策，又是变更合同，最后不惜动用警力推倒他们的井架，封锁他们的井场，将这些私营老板绑赴刑场示众，称他们为“油霸”。一时间人们以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年龄大些的老人甚至以为政府又要搞“土改”了。

反倒是土地没有被占或占得很少的村庄，依旧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一副“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姿态。因为这些村子没有利益或利益很小，政府不屑“与民争利”。比如，我们村——陕西子长县北的高家墕村就是这样一个仁义充塞的“君子国”。这个小山村虽然偏僻，但有一半的河流要流向县城，县政府为了保证城内居民的供水安全，规定该流域不得开采。

若说一点好处都没捞到也不对，因为周围有些村打了井，他们的油要拉出去就得修路，修路就得占地，占地的费用钻采公司一般都一次性地付给了村长。村长将钱领到手后，会留出一部分用于维护村里的水井和电线杆，缴纳村里的公共电费，剩下的都按人头发到了每家每户。一般是一年结算一次，截止日期是发钱之日前一夜的12点，即那晚12点以前出生的小孩、未嫁出去的女子、娶回来的婆姨、没有死去的老人都有份。也有钻空子的，比如娶婆姨都在分红以前，嫁女子都在分红以后。只有生小孩、老人去世不好作弊，你总不能为了分红早产几小时，或非得等到12点才肯咽气。因此表面上有人钻空子，但实际上谁都一样，非常公道。

村长也是大家选出来的，按辈分我要叫他叔叔，但我常叫他“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村中因为留出的钱太有限，也不用担心他会拿出一笔给他爹造铜像，或者承办“乡运会”、“县博会”之类莫名其妙的“盛会”。村中也没有出现以他或他爹命名的大道，但凡大道，县上都起了名字，剩下的都是羊肠小道，人走得少，羊走得多，他嫌丢人。

因而不用劳神，整天替他们想“开发”、“倾斜”一类的好事。只要不侵犯他们，把是他们的还给他们，他们自然就能“发展”。《村委组织法》上规定有“前一夜12点”的条款吗？当然没有。但只要没有过多的权力干涉，他们自然就会摸索出一套适合他们自己的治理办法。

上帝干嘛不把人生在空中？

具体到西部，凭借辽阔的地理优势、丰富的地下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我想西部人完全有能力像当年美国的“西部牛仔”一样开发西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西部的还给西部，把东部的还给东部；不仅要把西部的还给西部，在此基础上，还要把陕西的还给陕西，把子长的还给子长，把高家墕的还给高家墕，把我爸的还给我爸。这不是笑话，我认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看，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目标，而不是相反。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保障个人财产、增进个人自由，否则要国家、政府干什么？过去人们认为，国家，国家，先有国，后有家。只有国家富强了，人民才会富强。实际上正好相反，只有人民富强了，国家才会富强。再具体地说就是，我爸富则国富，我爸强则国强，我爸自由则国自由。

也许有人会问，你爸怎样才能自由呢？你要人家还你爸的什么呢？答曰：他脚下的黄土。上天虽然把他降生在子长县的高家墕，但自从他出生的那天起，他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寸土地。他终其一生都躺卧、站立在别人的土地上，他对于他耕种的土地而言，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而不是一个所有者。而自然赋予人类的理性告诉我们，上帝决不会是一个掷骰子的人。他爱世人，就不会把一个人扔在地上，又不给他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上帝把一个人降生在某个地方，而这个地方连他枕头的土壤也没有，那么上帝干嘛不把他生在空中，像飞鸟或昆虫一样？

高家墕的娃娃，狄马三岁的侄女王楠

照我理解，上帝既然把一个人出生在某个地方，就同时在这个地方赐予了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因为“受封”于上帝，而不是人间的任何君王，因此，“封地”的主人可以继承，可以买卖，惟独不能被褫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神圣”一词的真正含义。那么，为什么说这块“封地”就应当在他落草的地方呢？因为上帝造一切物都遵循便利和省力的原则。我们不能假设上帝把一个人降生在陕北，又赐封于纽约——如果那样的话，即使“封地”再大再肥，这个人也会饿死。

而现在的情况是，全中国人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一个人拥有哪怕一寸土地。当然领导开会的时候，还会说“农民是土地的主人”，但实际上，当我还是一个早慧少年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话是骗人的。证据是我幼年时有很长时间吃不饱饭，我母亲在参加完集体劳动后，会溜在后边，偷偷摘几把苜蓿装在兜里，拿回家给我们蒸着吃。如果农民真是土地的主人，主人怎么会偷自家的东西呢？

我倒觉得，古语说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可以真实反映中国农民的处境。“下无立锥之地”是说他们没有锥尖大小的土地是自己的，“上无片瓦”不一定确切，但因为“下无立锥之地”，所以即使有“片瓦”，也是临时的、寄存的，推土机一来就不见了。因而现代汉语里的“片瓦”，应当解释为“只能存在片时的瓦”。

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浮财”，“浮”在上面的“财”。只有把“浮财”变为“恒产”，恒定不动的产，人们才会真正热爱劳动，热爱家园。

主人不会破坏自己的东西

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天然的。不对！正确的说法是，农民对自己土地的感情才是天然的。一个人怎么能对别人的东西有天然的感情呢？可一些诗人不懂，到农村去采风，为了表达对农民以及土地的赞美，就大声地朗诵起这话来，农民听了很生气，认为这些“屎人”在骂他们。只有贼才会惦记别人的东西。

只有土地私有化了，农民才会真正爱惜土地。土地养育万物的功能也才能充分发挥。对只有临时使用权的土地，不管是几年一“调整”，农民都不会过于爱惜。原因很简单：这地今年我种了，明年不知会转到谁家，我凭什么不多撒化肥？即使我担心土壤板结，全用农家肥，怎么能保证其他农民都和我一样？草地也一样，如果这块草场是在几十个牧民之间轮流转圈，那么我凭什么要考虑它的再生能力？这些农民、牧民对土地、草地的短期行为恰好说明，这些土地、草地不是他们自己的。主人不会破坏自己的东西。

囿于意识形态的教条，这些土地当初不能私有化，在一些人心目中“私有化”是洪水猛兽，于是只好半遮半掩，来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名字恰好暴露了，农民不是土地的主人。如果真是主人，还用得着强调“责任”吗？我手边的这个杯子，我就叫它杯子，如果有人觉得不好听，改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杯”，那这杯子就肯定不是我的了。一个人不能承包自己的东西。

有人担心土地私有化以后，许多农民会因人多地少流离失所，得不到温饱。实际上现在土地归集体所有，又有多少人种地？又有多少农民工流离到城市？也有些人担心土地私有化以后，会形成新一轮的土地兼并，豪强地主会乘势与官府勾结霸占农民的土地，流离失所的农民会像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那样再次起义。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土地私有化以后，买卖必然会以合法的方式进行，就像我们在市场上买菜一样。这样，一些人的地多了，另一些人的就必然少了，这应视为正常。工商业时代也不会像农业时代一样，一个人一旦失去土地，就会无家可归。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9年全国共有农民工近2.3亿，其中啸聚山林的有多少？而且随着社会自由度的提高，专业化分工会越来越细，城市就业的岗位也必然会成倍增长。因而，认为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会揭竿而起，仍然是农业时代的思维。

倒是地方豪强和官府勾结，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的确是个问题。我们的教科书也常以此来指责“封建社会”的黑暗。如果真是这样，问题也不在“私有”，而在“豪强”；要我说，也不在豪强，而在官府。为什么官府总和豪强勾结，不和农民勾结呢？看看现在的房地产业就知道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权力如得不到有效制约，就必然产生腐败。木必自腐，而后虫生，与其谴责豪强，不如改良制度，更不要扯到“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上。一个少女由于漂亮遭人强奸，官府不去捉拿强奸犯，而是毁了这个少女的容，你说是对还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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