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原始意义上的极权社会已经愈来愈不适应于社会的组织形式，一方面是社会的新形势、新问题倒逼的压力，一方面也是统治集团自我调整的需要。作为极权主义的继承者，威权主义在上个世纪下半叶，逐渐出现历史舞台。
第一代的极权主义以苏联、纳粹德国为代表，可以列入同一阵营的还包括红色高棉，军政府缅甸，古巴，朝鲜以及中美洲的军政府国家。这些国家具有的共性可以用一些关键词来概括：“集中营”，“老大哥”，事无巨细的“国家计划”以及整齐划一的“整体规划”。在这类国家，统治者以意识形态维系自己的统治合法性问题不容挑战，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老大哥”，以“老大哥”为首的决策核心，以及下属行动组织，包括党组织，情报部门以及强力机关，作为一个从上到下的具有极强执行能力和缺乏灵活性的金字塔组织形式，来完成对广大民众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自发的力量被压制到基本消亡的程度。任何民众的团体，哪怕是与政治毫无相关的文化艺术团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监视和控制。尽管宪法上常常明文规定了结社自由这项权益，但民众自发形成的结社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民众只被允许以缺乏个体面孔的形式出现，在缺乏个性表现的大型集会上，民众被组织成方阵，在欢呼声中走过主席台接受检阅，这些民众不会被任何人记住，除了“老大哥们”几个不多的人，即使是此类活动的组织者和秩序维护者统统面目模糊。在这里，民众的出现只被作为对执政集团执政满意度的证明，而这种证明事实上也是假造的。
因此，在第一代极权统治下，民众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群，只有需要他们提供资金、劳力甚至献身的时候，统治者们才会想起这些处于低层的默默无闻的团体。在其他时候，民众的福利、权利甚至人身安全乃至生命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原因即在于统治者群体对他们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力具有相当的自信。即使民众因为暴政成千上万地死去，他们的地位也不会有任何动摇，即使外界批评如潮，他们的统治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因此，在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可以发生惨绝人寰的饥荒，60年代的中国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却对执政者丝毫没有影响。
单纯采用暴政的政权是无法持久的，长期维持统治的政权肯定会使用刚柔并济的手段。极权主义国家往往具有一元化的思想体系作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识形态。无论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是在广大民众中都被相当程度地接受。在政党内部还会有类似“文胆”或者“参谋”性质的人物进行思想体系的构建。一般情况下，“老大哥”会以该思想体系的构建者或者继承人的身份出现，他们对思想体系的进一步演绎和创造有时也会被整个思想体系所整合。广大被统治者群体对该思想体系的制定和相关政策的执行缺乏根本的影响力，有时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知情权，当然，在强力组织的暴政下也缺乏最基础的抵制手段。因此，民众所能够做的只有服从，放弃个体的思想，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缺乏性格的个体加入到“集体”的合唱中，为了服务于一个被认为是更重大的目标，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无论那个目标是共产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
有了以上对社会绝对控制的前提，那么异议人士的遭遇就不足为奇了。在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下，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对现实不满者，不管是出于利益受损还是政治观念相悖的原因，当这种人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其中必然会出现有勇气和能力行动的人士。在如何对待此类人士的问题上，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解决方式，其中极权社会的方式很简单。拥有集中营和特务警察机关的统治集团，在对待完全不对等的思想“犯罪”者的问题上，绝不会采用怀柔的方式，只会用类似流放、监禁乃至暗杀、处决的最终解决方式。《古拉格群岛》中对此有最为生动的描写。
这样，统治集团控制了广大沉默的服从的顺民，处理了异议人士，他们不会像贵族那样看重荣誉，也不会像民族主义国家那样强调归属感。他们依靠恐怖和服从，辅以意识形态的思维控制进行社会的全面控制。在统治集团内部，他们对这个思想体系也具有相当的认同感，有时为了捍卫某种理论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家庭乃至生命。这些特征与我将在下文中提到的威权主义社会有共通的地方，却又不完全一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辅以意识形态控制的刚性统治逐渐不满足于社会的发展，随着民众生活空间，特别是经济空间的扩大，极权主义社会逐渐转型为威权主义，试图用更多包含怀柔的温和半刚性方式来满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这种模式尤其以新加坡作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