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China’s repressive new rulers
来源：经济学人
发表日期：4月14日
中国统治阶层的刑罚暴露其不安
天下大势，分分合合。在中国，镇压也似乎是有周期的。对一国之君来讲，有时候放松对九州的掌控并允许少量的政治自由是有利的。
媒体上少许自由的批评，帮助当权者增添了耀眼的虚名。而纸面上的法律和貌似正当的程序则赢得了海外的称赞并刺激了国内经济。因此政治上的宽松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种宽松被称为“北京的春天”。而在这之后总是一个政治的寒冬。但是直到最近，在每一个新的周期里，春天似乎更加的温暖，而寒冬则不那么刺骨。当中国已走向开放，西方人士有足够理由与之做生意。他们相信更多的经济开放必然会导致更多其它领域的开放。
但最近一次的严冬将大家的希望打上了一个问号，原因有三。首先是镇压的规模。艾未未是中国最知名的艺术家和异见人士，4月3日他在北京机场被拘留，他是被逮捕人士中最为著名的一位。通过互联网发起的“茉莉花革命”使大批武警和便衣涌入公共场所，以阻止公众以“散步”的方式来进行隐晦的抗议。
数十名相关人士被拘留，现在更面临刑事指控。另一些人则面对不同类型的骚扰，包括殴打和软禁。但严冬越发的肃杀了。自今年2月以来，中国的一些顶级辩护律师已经失踪。为村民权利和环境而奔走的活动人士面临镇压。博客作者们已被围捕。在北京，一个大型地下（即非国家）教会的成员们被禁止在其居所内集会，当他们试图在外面进行礼拜时遭到逮捕。
怀疑的第二个原因是镇压的持续时间。从事后来看，镇压始于2008年西藏骚乱后所导致的严厉反应。从那时起，2008年晚些时候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这两件“盛事”有可能为即将崛起的中国充当了表演舞台。它们使当局有机会向世界展示更加自信的一面。不过，对于盛事期间有可能令政府尴尬的人员，当局都会毫不客气的对付他。为了和谐，数万底层民工被迫离开北京。直言不讳的活动人士则被消失了。
甚至自然灾害也会引发镇压。艾先生与当局的第一次严重对抗就是在2008年四川地震后，他试图列出所有在地震中遇难的学生名单，这些学生的死因可能是由于腐败的豆腐渣工程。考虑到包括收紧互联网审查和钳制公众辩论在内的所有现象，最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行动肯定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为严重的。
怀疑政治宽松的第三个理由在于镇压方式。即使是在天安门事件后，镇压行动也还有个正当程序做做样子。现在连这种借口也不需要了。人们被任意的拘留然后消失。艾先生自从被绑架之后尚未听到他的消息。暴力是计划的一部分。在2009年艾先生被便衣暴徒殴打后进行了脑部手术。外国记者们受到骚扰，其规模是从天安门事件以来所未见的。当局以定义模糊的“国家安全”当作挡箭牌来拘捕人们。对于当局认准的“麻烦制造者”，如艾先生，政府说，“法律不是挡箭牌。”
西方观察家往往将镇压形容为对潜在威胁的过度反应，但也许中国的肉食者们了解得更清楚。的确，并没有沸腾的群众准备随时推翻这个政权。但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许多人心怀不满，从愤怒的博主到失业的毕业生到被剥夺财产的村民。政府完全有能力对这些人分而治之。但如果这些怨气不断凝聚，那将代表一支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条件下，当局出手宜早不宜迟。
因此，北京的看法不同于国外。鉴于外界视中国的统治者是无所不能的，而统治者发现自己动辄便受到威胁。这次镇压的根源不在于统治者唯我独尊的信心，而在于他们的紧张神经。他们对威胁的反应就是威胁别人。
迫在眉睫的政治变化也可能有所影响。明年关键的党代表大会将指定新一代领导人，由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接管国家运行。镇压是中国强力的“安全部门”（常规和秘密警察）的工作。高层的浑浑噩噩，使得安全部门倾向于挽起袖子。
中国的许多新高层来自“太子党”，即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贵族家庭。其中有些人掌控肥缺，这使他们有意加强党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另一部分人则使用他们的意识形态血统提倡一种新毛派的做法，其中包括无视法制。在系统内，对日益坐大的特权阶层有许多忿恨，镇压可以用来拔掉反对派别。中国大地将是一片污秽和龌龊。
至少从短期来看，这些令人不安的新情况使得经济开放必然会导致政治变革的想法落空。那么，西方世界有更多的理由来使中国担起责任。美国和欧盟强烈谴责了对艾先生的拘留，当然如果他们表明立场越快会越好。大胆直言可能只有助于限制当局的行为。但它一定会帮助在中国的勇者们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