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目前的文化发展阶段，形成道德自律依靠学校和社会教育十分之难，对此我想不需要赘述。既然庙堂之上和学校之中都被绝对暴力为基础的流氓无赖占据着，社会现实激励的导向也是功利与现实的，那么个体从这个教育中成为有适当的文化坚守与道德自律的个体，相当于在鼠疫中幸免，但是这从欧洲的黑死病看来，幸存倒也不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自由精神在与霸权和功利导向奴性的社会对抗中，随着文革后有文化操守的和有启蒙概念的那一批教师退休或即将退休，学校的启蒙作用在中国大陆不再是最重要的。但有一个分散但庞大的群体，就是家庭，中国来的文化出路，我以为主要在于家庭教育。
在社会当中，中国人缺乏宗教的友爱，其实国人也与其他人类一样，普遍的怀有自由情节，虽然中国的平等概念，因为和平均概念有些混淆，人民也很喜爱，但是博爱对国人来说比较莫名。但是自利的情节和家庭血缘不可分割的纽带，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近乎本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宁愿对于流浪的宠物颇多爱护，但是对于同胞们却冷酷的可怕的心理和社会基础，那些具备一定智商的宠物，好比不会说话的人类幼儿。这种心态根源在于，没有道德在内心中前置的人，虽然身为人类，但在追求动物式的绝对的权威时可以得到低层次的满足，让人在宠物面前有一种虚伪的贵族式的责任，但这种内心很容易得到的满足有一个隐含的暴力前提，与中国式的人权观念相类似。其实这种把生存权与服从权挂钩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普遍存在，即便是历史精英们，也经常持有这种观点。但是以前的小政府所依靠的地方社会自治体系，对于个人和家庭的边界入侵不大，而宗族与邻里对于个人与家庭的影响却很大，因而旧有的缺乏政治与文化追求自由的传统道德观念，虽然也是十分虚伪的，但在宗族和乡邻内部还维系着人情的纽带。古旧的社会体系因为家族、区域、团体的限制，不至于让人全然无耻，但也焕发不出博爱的精神，否则小团体们一旦拥有共同的要求，那么君主的地位就岌岌可危。那种旧的伦理体系多少有些类似瓦西列夫《情爱论》中对于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一个评价“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如今谁又能说，没有建立一个在不以伤害他人为前提之下的每个个体公民自由的政治，是道德的呢？或者简而言之“没有自由的社会，是不道德的”。
正如恩养宠物这类怪事情可以发展到变态的地步，极权政治也是。假设这些宠物有了独立思想，有平等的欲望，有自由交配的要求，对于虐待希望有申辩的权利，而且学会了说话，那么这些倍显爱心的主人到底表现如何，我们倒可以想象一下。如若中国的某些追求贵族气质的人，能把这种气质而非炫耀建立在对人类的水平上，而非显示在禽兽面前，那已经是历史的飞跃性进步。对此类思维，知识分子口诛笔伐已经够多，对于原有社会已经解构而很难恢复，也没有历史的必要去强行恢复，虽然目前基于家族的企业与基于乡邻的社群（比如打工与工程队的组织）还是非常普遍的，但都在逐渐弱化，因为现代社会的形态也已经极大的变化了。而另一种去强行去恢复孔子的礼乐的妄想，历史性的居心叵测，那样天子可以拥有64个歌伎，诸侯48个，大夫们也有32个，按照现在的级别排序，即便世风已经败坏不堪，恐怕也还没这个普遍的规模，以这种逻辑去“复兴”，本身从逻辑上而言，就并不能给腐败的道德一个限制，反倒成了怂恿，恰似很多地方的官场，没个情妇，就已经是“孤芳自赏”，不合群了。孔子在政治理想上的一个逻辑错误，在于认为道德欠缺的当权者可以在设立一些等级化的限制后，让社会的这种基于强权的分配不公不至于超过摧毁社会的红线，让弱者生存，让强者满足。这样的逻辑从历史上而言，大规模的重复了十多次失败，在今天这种逻辑也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改名或者改元而有什么不同。从具体的个体而言，这样的覆灭在每个不巧被捉住的官员身上每天都在小规模的重演。从社会结构而言，这种分配造成的结构失衡只会加剧，强权为了维持需要发展大量的道德败坏者镇压民众，而为了镇压这些道德败坏者又需要禁军去监视他们，而为了控制下属，还要制造和利用派系冲突，实际上强权所走的非道德之路，总是这样的在自我毁灭，这与人吸毒醺酒，或者赌博成瘾，有一定类似。这种可怕的逻辑所制造的简单悲剧，在一个国家树立起道德规范以前，是无法避免重复再重复的。但这又有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例如温家宝所说的关于道德是制度的前提的问题，不能说完全错但却是根本立论错误。从历史实践来看，普遍的将道德作为社会目标的树立在欧洲是依靠宗教改革的，而且不完全依赖于宗教，是与走出经院哲学巢臼的近代哲学思辨浪潮长期相结合，依靠一部分以道德为纲领的有理性思维的人，使用暴力树立新型政治体系，而后才将近现代的政治哲学思想替代封建贵族时期的价值观念。而在中国要求在制度缺乏逻辑的时候，要求先生出普遍的道德之蛋，然后再去建立民主政治的母鸡，这的确是悖论。尤其是罕见的一些人类进化的结果，在当局眼里是可怖的坏蛋，必将其控制起来避免孵化，好似宙斯的父亲吃掉自己的孩子一般。在这样一只强权的公鸡对民主的母鸡幻影不停的强奸的情况下，公鸡还要阻止进化蛋的孵化，这就造成孵化成功与繁衍下去都很困难的两难境地。对于宙斯维护权利，采用了与其父一样的吃掉子女的方式，还美其名曰从头脑里生出了雅典娜，这种事情也是宙斯这样的红二代们比较喜好的，虽然自己没丧生在吃人的老爸嘴里，但是他们可以为了权利继续吃掉自己的孩子，所以众神的末日也就来临，因为人类看到他们的残暴与荒谬后，对他们丧失了尊敬，不再顶礼膜拜。当人们最终不需要神灵的威吓而自我反思，最后可以从自律中找到自尊并不惜为之战斗的时候，人们也就成了“上帝的选民”。实际上“上帝的选民”在自我选择道路，并为自己的灵魂与子孙后代的未来负责，从自律中找到脱离物质至上的精神自由，正是这样的精神自由让他们敢于建立非单一利己的制度，而实际上这样的制度可以从公允一直发展到博爱，这是因为其核心精神是高尚的。所以民主制度这样的制度是一种普惠的制度，其精神内涵要远高于共产主义。即便中国古代的宋儒理学和王阳明的水准，也更为接近于探索精神自律，而非向物质倒退下去。但是中国实施外儒内法的治国方略让国家过于衰败，缺乏独立精神，在连续的被征服中文化走向是倒退的，同样的近现代文化基础也远落后于苏联的基础，在时间与社会结构机遇上也不如日本走运。
目前虽然社会导向有很多不良倾向之下，但对于家人，尤其是对于子女，中国人的期望还是比较美好的。文革受虐的一代，几乎每个人都希望子女能不再重演自己的悲惨人生，尤其是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比如毛之外的多数人，事实上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悲惨，要么是原有的生活被打破，要么是长期的物质匮乏。而文革时年纪尚小的一代，大多充满功利欲望，期望子女可以出人头地。但是国人对于子女的教育，因为自身就缺乏现代逻辑与哲学教育，内心深刻之处是有一些宠物情节的，也喜欢寻找自己那种绝对的权威的快感，所以在传承上的扭曲所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其改良程度常常有限，加以家庭外部教育的毁伤，最终教育出来的子女外表像现代人，也不乏现代技能，但是内心世界非常原始。很多年轻人具备人类的躯体，21世纪的技术，脑袋中的思维极其原始，带有奴隶社会的烙印。一些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还充满原始共产主义的幻想。即便是所谓的主流群体，也甚至还没到欧洲16世纪上流社会的的水准，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其实中国的民情本来并不是非常的败坏，哪怕目前，在山东、河北、江苏一些农村，我还可以见到厚道的农民，他们老一辈的家教在诚信和做人方面并不差，甚至很严格。在工地上的工人当中，也不乏品质稳重可信，认真负责且非常聪慧的“农民工”。但是这样淳厚的民情历经70多年的破坏，30年的功利教育，尤其是主流的价值观是反道德的这层重压之下，并没有起到文化建设的基石作用，相反这样的民情还不断的在反向激励下倒退。民众对于有文化精神和自律情节的知识分子常常不顾一屑，这主要还发生在大陆这些年，因为从激励上而言，知识分子的文化坚守和道德自律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而是让他们遭受到不幸、白眼、排挤、甚至无法生存下去，在文革时这种代价常常是以生命与家破人亡为代价的。在文革以后，那种所谓的“平反”是以没有清算为前提的，所作的处理不过是补发工资，这与当今的官二代花钱买命逻辑一样，也同样没激起暴力反抗，因为中国历朝其实都是如此，都是简单的军事暴力政权，本质上都是最原始的，也没有圆桌会议这样的带有契约精神的结构与传统培养，是一种胜者全得的游戏。有朋友提出，要提醒那些在今天高唱免除死刑和倡导和解的可爱的知识分子，要从理性的角度认识到，在实际树立道德政治之时，清算与和解同样重要，这样才是一种正确的激励，尤其是国民基础缺乏基本公民教育，民主教育就更谈不上了。如果当年魏玛政府把希特勒绞死，那么东欧也不会有如此大的浩劫。对于没有自律性的幼稚人类，法律是十分必要的，这是雨果对于德纳第的无奈，雨果也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下一代为时代所感召。
所以在时代感召下的全民运动，并非某些学者们所害怕的，是要完全避免的，但是这样未来的运动如果组织不当，很可能发展成主要宗旨是抢钱与权利而非树立价值观的混乱，但社会混乱与理性动员下的审判并无直接联系，而且也只有理性审判与全民监督下的公开清算，才可以为价值观迷乱的国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如果在刑罚上是违反人文的，那这样的恶对于善之地位的牢固夯实，确有历史的必要。
虽然在中国也不乏智慧与勇气上的先行者，为公民教育大力投入，但是除了众所周知的是强权政权对于民众汇集中心的惧怕，导致的打压让这样的尝试无法产生社会效果，其次是对于成年人的再教育成果与难度，与着手于青春期前的教育相比，是事倍功半的。而最可行的，就只有对于孩子进行现代的理性教育，让他们在正确的逻辑观念下认可道德与自律的规范，平时要以身作则，纠正与影响身边的人，尤其是孩子。
比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礼让的公德，乘电梯的时候等待匆匆赶来的人，生活的时候注意环保节约，信守承诺，宁愿做别人眼中的“傻子”，也要坚持这样的信念与规范，这最终一定会影响他人，这样的影响与教会的作用类似，只是缺乏聚集场所。佛教所说每个人身上的神性，也就在于这样表现下的内心世界，只要这将不断的坚持，最终你会避免从众的心态，走入一个快乐的内心世界，外物开始变得没有那么重要，而内心却渐渐的坚定下来，这样的人们所建立的世界，在内心是无法摧毁的，其被辱灭的表象除了反衬愚昧的荒谬，也同样不会给强权的世界增添任何光彩和安全感。
这样的思维中，最终对于恶开始变得无法接受，例如某曾就职于上海政府机关的留学生，因为会议的内容过于恶心，在开会的时候跑到卫生间去呕吐，对于恶的反感可以达到生理反应的程度，最后终于辞职，这是教育使然。更进一步，以一种宽宏的态度追求对恶的改造，即便恶总能找到和它配合的人，也许我们也为了生存难以拒绝，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可以不那么彻底，也可以对他们实施反教育，例如在行贿的时候也可以施加无情的嘲讽与批判，直到打消他们去色情场所的兴趣，甚至数天不阳。许久以后你可以发现多数的官员虽然基本素质都很差，但是并非都无可救药，对于这些人的教育也可以让你有很多更好的客户，而且成本会降低很多。对于普遍懦弱不敢奋起的国人，起码在内心文化分裂的时候，可以尝试做点好事，如果多一个可能堕落的人被影响到开始自律，那就是对社会拯救的一个开始，这也许比在法律虚化的社会为弱势群体的维护公道更有深远意义。
但是走向自律，必须从阅读开始，所以引导孩子们阅读，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倡导良知与理性的读物，就十分的必要，而且这样的习惯要从学生时代开始，越早越好。比如中文教育这件事情，就可从甲骨文字典开始，一个4岁的孩子完全可以用图画的方法再造和辨识一部分甲骨文，这我亲自试验过，这样他从小知道中文的构造由来与历史发展，在今后对文化的学习上就会有自己的畅想，那糟糕而水准地下的语文课本将不会对他的素质造成过坏的影响，如果孩子在11岁的时候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和红楼梦，13岁的时候看红与黑与忏悔录，14岁的时候看波罗奔尼撒战史与高卢战记，15岁的时候看思想录，那么政治课本这种恶心的东西对他大脑的毁伤将绝对有限。对于所有的父母或者成年人本身，我想这都适用，尤其是目前这样做从时间上正好合适，哪怕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考虑，靠近潮流毕竟不错吧。
（待续）
（属于《弱者的希望》之 文化核心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