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北大会商风波中， 史小博不仅写了一篇《来，让我告诉你什么是会商制度》分析了会商制度是如何以帮助的名义实现清理的目标，还报料说：
原来北大类似思想偏激，心灵脆弱的帽子到具体院系，有固定名额，与反右文革对于右派帽子的需求完全相同，即便一个所谓问题学生没有，也要至少上报数人来满足原计划要求。当时这个北大文科院系是心理有问题的名额少两个，这位执行的基层同学思前想后也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同学，只得把自己的名字填了上去。
今天，我看到这样一条言论：
RT @dqbao 今天周日，香港的艺术家将走向街头声援艾未末！大陆的艺术家你们不感到羞耻吗？#aiww
我觉得这人的话里透露出的意识形态很让我不爽，本来香港艺术家和大陆艺术家都可能在声援艾未未这件事上有共识，但 @dqbao 这么一表达，就形成对比，最终达到的效果却是隔离香港艺术家和大陆艺术家。这样的分级和分化的手法很熟悉吧？在电影《浪潮》中有出现，在描述中国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艺作品中有出现，北大会商风波也有体现：找出队伍或团队中的后进分子，拿他们与积极分子对比，强化共同意识，边缘化后进分子，批斗之，隔离后进分子，最终让团队拥有强有力的共同理念和行动力。
作为灵魂不再单调的艺术家，不应该鄙视大陆艺术家，大陆的艺术家，并没有享受到香港的自由民主法治，他们还带着镣铐和枷锁，他们在试图像香港艺术家一样自由上街表达诉求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国保警察对他自己的家人的干扰，香港的艺术家做着毫无压力的事情，在面对长年和中国的文化体制斗争的大陆艺术家相比，何来的优越感？谁也不在道德上占优势，也不需要对比道德优劣，因为无法从同一个层面上进行对比。
我在4天前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對諸如”韓寒還未為艾未未說話“ “只們只關心艾未未不關心冉雲飛” “拿了瓜子和光碟的吱一聲” 此類的喟嘆感到惡心。這和無事生非挑撥離間有甚麼差別！人家採取甚麼行為和態度不是能強求的，是自發的，人家有權利，沒義務，可奉獻，無責任。
4 days ago from Tweetie for Mac
我熟悉的朋友朱峰的话也让我惊讶：
在此，我要深切的鄙视某些见过艾未未、拿过艾未未的光盘、海报、瓜子，而却不愿意在今天的这个情境之下，在自己的Twitter上，为他说过哪怕一句话、RT过哪怕一条消息的人。诚然，是否RT、是否说话、说什么话是你们的自由，但你们可曾想过，我们的国度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大家的沉默、冷漠造就的？更何况现在需要的，只是每个人的一个RT、一句关注的话语。
还有另一个熟悉的blogger詹膑是这么说话：
拿过瓜子，光盘，门神的人们，吱一声。 #aiww
我知道朱峰和詹膑对艾未未的情感，知道他们对社会正义的情感，我也希望艾未未能够被更多人关注，期望艾未未被公正对待，期望艾未未被更多人签名声援，我也期望光明战胜黑暗，信心战胜恐惧，但是，我不觉得先行站出来呼吁的人应该享有优越感。
我在艾未未失踪的初期，事实还不清楚，还不够24小时的时候，我没有发表评论，我只想确认事实。当确认事实了，我就可以发表评论了。也许别的人有更稀奇古怪的理由没有发表看法，比如在申请出境签证，在失踪状态，在搬家状态，电脑在送修，在和老婆吵架，在陪孩子上医院，在和政府打官司，在赛车场上修车，切菜切到了手指…. 他们没来得及关注艾未未失踪的消息, 他们就应该被鄙视吗？显然不是的。
我觉得朱峰和詹膑的初衷是期望有更多人站出来为艾未未呼吁，可朱峰用“鄙视”的方式让潜在的支持者感到了道德压力，但道德这东西，是约束自己的，不是用来约束别人的。人家是否拿过艾未未的光盘、海报、瓜子，不构成人家作出是否声援的前提，人们并没有加入艾未未党，没有“统一行动听指挥”的义务。艾未未一直以来，并不强求网友作出什么，他从不启用道德召唤，他一直在通过发送礼物和富有表现力的艺术作品来鼓励人们参与关注公共话题，积极地影响人们思考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我觉得，人家采取什么行为和态度不是能强求的，声援和呼吁是自发的，人家有权利参与声援艾未未，有权利放弃声援艾未未的机会，没有声援艾未未的义务，可以奉献时间和工作帮助艾未未，没有对艾未未安危负责的责任。已经参与声援的人们可以鼓励人们参与声援，批判还没参与声援的人，起到的是挑拨离间的作用，制造了内部对立。我认为这个社会就像一件艺术作品一样，有着丰富的含义，任由人们解读，有各种生命状态，有多元的文化，社会运动参与过程中，应该鼓励更多人参与，而不是排斥人们参与，粗暴地打击人们参与的热情。
我认为，在社会运动的社会动员过程中，自由主义者讲求的是展开”影响“，极权主义者讲求的是展开”控制“。 我认为，想促进社会运动，需要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参与的意义，了解参与的风险，帮助人们打消顾虑，积极地去影响人们放心的参与，鼓励人们承担自己的风险和责任，这是“影响”的社会动员方法。 而极权主义的社会动员方法是，动用行政命令迫使人们参与，好处是，参与者不需要承担责任，责任由组织来承担，比如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公务员，就经常被领导动员去顶贴，这就是“控制”的社会运动方法。
你可以理解我的想法过于超前，可以责备我的想法在当前环境下不可能实现，太过于理想化，但人们若不能自发的声援，不能独立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使这个社会有了变化，那也没有完成转型——我们仍然处于极权主义思想的统治下。我期望能够出现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期望更多的人们独立自主地不受他们胁迫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这证明我们的公民社会有非常强壮的根基了。
假如把率先为艾未未呼吁的人定义为社会精英的话，那下面这句熟悉的话就能解释我这篇文章要批判的现象了：
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精英的落后， 而精英落后最显著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
我无意挑拨“精英”和”人民“，我并不承认精英与人民的区别。我反对对比，因为我从小饱受对比之苦：父母拿我家两个儿子与三个女儿对比，成天说男的成绩不如女的，女的成绩好，勤快; 后来又拿我和哥哥比，天天说我不如他，这样比来比去的后果是，我不由自主的怨恨上哥哥了，直到后来我意识到父母这么做其实是下意识的挑拨离间。
另外一个例子，我姐姐经常主动做了家务劳动，却来指责我不做家务，自发做了家务就有功了？就可以居功自傲了？就可指责老弟懒惰了？我觉得我受到双重压迫了，父母指责我，姐姐还代表父母来指责我。在这种氛围里，愿意主动做家务才怪。我要是当了父亲，我一定不干这种蠢事。
BTW: 如果你想当优秀的廉价的评论家，请记得多运用对比; 如果你想二桃杀三士，请记得多运用对比。
PS: 我觉得我要是多写些“他妈的”，多来点双关和嘲讽，树立一个文化假想敌，这篇文章应该可以写成一篇酣畅淋漓的罗永浩式或韩寒式文化评论 
不过，我的文笔真的不够顺畅，有点保守和严谨。
